我认为，关键是我们的文化选择方面出了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对文化的辨识度很低，或者这个社会从来没有自我要求，也没有去增大我们文化的路径和方向，今天才发现我们一直在统一的文化诉求里寻找社会发展的方向，问题是当商业高度化之后，需要文化和商品之间的重叠度并放大，而抹去了文化产品和日常消费品的区别。这是分不出这之间的“区别”，整个社会就进入了一个完全服务于商业的轨道，连文化产品也无法找到文化散发的力量，而只是作为消费的快感，因此，在文化的消费过程中，我们只享受到物质的属性，并没有在文化产品上强调它的文化属性，形成了一种商业趋同，最后所有该培养内在文化原创精神的土壤最后都最大程度的去文化，因此整个社会形成了文化抽空状的结构，因此社会问题四起，道德沦丧，底线突破，精神迷失，信仰缺失等等，都被连锁的带起来了——这就是当下整个社会因为这些年文化链接信息出现了断裂与丢失，因此，我们形成了文化的隔膜，这就是今天我们面临的尴尬处境。于是整个社会围着文化团团状，这就是具有五千年文化泱泱大国的文化现时境遇啊！正不知道整个社会对如何形成新的文化并不明确，其结果分不出差异，只能做成产业模式，因此所有的东西最后衡量标准就是商业化。这就是我们目前社会的病态结构，投射到文化上就是乱了套，就是病急乱投医，就是整体上hold不住。

四处着火似的催生的文化产业，我的理解是国家希望把文化做成菜篮子似的惠民工程，但是问题是文化是一种内在生成的东西，而不是像果蔬市场那样，你哪种缺维生素了，就可以选择到对应的市场采购果蔬来补充。但是文化很难定向来补充一个人所缺失的东西。我之所以谈这个问题，就是希望大家注意到“大芬村”做的是不是一种文化产品？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它跟果蔬没什么区别，那么再谈“大芬村”模式的时候，应该忘记它是文化产品的身份，因为它实际上跟文化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更应该考虑到商业产品的定位以及转型的问题。这个角度非常好理解，因为由一个一个作坊发展起来，最后全村变成产品全产业链，解决一批人就业的“大芬村”模式是农村城市化的一种模式，比如大禹村，比如华西村，甚至现在的宋庄模式都是农村经营模式效应突出，而被放大成一种特殊现象的典型。我们从这些发展路径不同的农村看到。因为解决就业在中国就是一个大问题，“大芬村”拓展了农民工务工的方式，我觉得仅就这个层面上看，它的积极作用要大于它目前被常规讨论的弊端。我觉得你不用去苛求“大芬村”为什么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你应该多像有关部门问问，为什么中国其他农村不能像“大芬村”“沦落”到这个样子——如果每村都能有所作为，可能今天我们讨论的不仅仅是“大芬村”，而是中国其他农村怎么了？这才是我们文化的基础和价值的社会参数。“大芬村”走的是农民路线，而不是文化人士纸上谈兵的路线，摆脱了各位文化产业天才们，请给“大芬村”自己做主的命运，而不是规划的“原创”，乌坎村的相对意义你懂的！

如今大搞文化产业，如果没有创新的思维，我想这是一场初期兴奋，中期迷惘，后期找死的方式，将加速每个人对这场文化大跃进全景式开发的恐惧心态。如此强调文化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看，强调的可能是一种文化暴力——这就是这一轮文化产业风暴看似美丽壮观，实质藏匿着巨大风险。也就说，不能像没有文化的地方硬要打造出文化，诸如干预“大芬村”，诸如出现争夺西门庆故乡之类的新闻等等，都投射了我们在文化感知上的麻木，以及疯狂的文化商业化心态。

 (作者系中国艺术新闻周刊主编)

【编辑：汤志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