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嘉德的探索在先，泰康人寿的发展更加容易些，只在申请保险牌照时经历了四年漫长的等待。“泰康成立后，我跑遍了十几个国家，走了二十几家保险公司，还是依葫芦画瓢做起来的。”陈东升说，泰康对国外保险公司的学习非常细致。在泰康的总部大楼，电梯里挂的不是广告，而是一个欢迎栏，来访者能够一眼看见这家公司的用心。“这是我在瑞士再保险公司学到的，他们在电梯里挂的都是通知，我把它改良了一下。”陈东升说，市场经济在西方走了上百年，他们的公司是有生命逻辑的。“我们不懂，那就先拷贝，慢慢就会明白。”

陈东升用“三级跳”形容泰康的发展：1996年成为《保险法》颁布后首批股份制人寿保险公司；2000年引进7亿外资，建立了全国网络；2006年净资产不到20亿，2011年净资产已达到130亿。在2005年开始的那一轮中国股市股权分置改革中，泰康是最成功的机构投资者之一，“我们抓住资本市场的机会，赚了300个亿。”泰康抓住的不仅仅是股权分置改革这样的机会，还有中国未来10－15年间进入消费时代带来的巨大机会。“中国13亿人绝对把泰康抬到进世界500强！”他说，即便只有25%的中产阶层，那也是几乎和美国人口等同的、庞大的消费力量。中国正在释放的消费潜力，从泰康的保费略见一斑—2006年泰康人寿保费为400亿，2011年已达到820亿。按照陈东升的规划，未来五年，泰康人寿将启动“1511”工程，目标达到资产1万亿，净资产500亿，利润100亿，客户数量1亿。

“年轻时候总是很着急，恨不得一天做十件事，第二天就成功。”陈东升说，“后来我说一年只做一件事，后来又我说三年只做一件事，现在我说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他总结了一句话：企业三年决定生死、五年站稳脚跟、八年小有基础、十年小有品牌、二十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

摩根，摩根

在1992年辞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局长职位下海时，陈东升曾一度期望自己会成为J-P-摩根那样巅峰性的成功企业家。

“美国最早的钢铁托拉斯是J-P-摩根组建的，GE是J-P-摩根创立的，爱迪生实验室是J-P-摩根投资的，摩根士丹利是他留下的，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大概1/6的器物都他捐赠的。J-P-摩根充当过中央银行、拯救过美国。”对于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陈东升而言，J-P-摩根史诗般的英雄业绩很容易唤起他内心的激情。

陈东升是典型的学者型企业家，博学强记，阅读量惊人，对身边的大小事都会深入思考，常常做出理论化的表达。陈东升从中学时代就开始看《参考消息》，高中时期大量地阅读了诸如盐铁论、中国哲学史等对高中生而言内容深奥的著作。在武汉大学求学时，他是多学科讨论会的副主席，“那个时候全世界思想像潮流一样涌进来，常常觉得时间不够。”最近几年，他系统地研究了美国商业史，对照美国能够把中国看得更加清楚。

“美国是企业家天堂，从来都是大资产阶级统治国家。英国是君主立宪，英国的企业家和政府是平行的。德国和日本，基本是政府主导经济，到今天为止政府比企业家强。中国就更不用说，历史上是2000年中央大一统的帝国，官总是压过商，这是几千年的文化形成的结果。”陈东升说。

在1990年代，“92派”曾经改变了一代人的价值观。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下海”成为一种时代风潮。“那时谁下海、谁能做得好企业，谁就光荣，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已经不一样了。”但是时间过去20年，今天的一切似乎正在回到当时的起点—公务员成为年轻人就业的首选，价值分配部门的热度远远超过了价值创造部门的热度。

“中国为什么没有一流的、伟大的企业家？这与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有关系。”陈东升认为，中国这30年发展的成功是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中央搞特区、省里搞开发区、县里搞开发区，然后招商引资，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政府强势，经济繁荣，但代价是抑制了企业家精神。”这些年企业界和学术界一直警惕的“国进民退”现象，以及大量民企领导人的海外移民潮，正是企业家精神被抑制的表现。

“这20年的高增长，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庞大官僚体系和既得利益集团。现在越不改革，后面的成本越高、代价越大。”陈东升说，改革初期，主要是从思想上把人们彻底解放出来，而现在的改革阻力要大得多。陈东升“不敢预测未来”，但他对中国的未来抱以乐观的态度。

“中国真正的崛起，在未来10年。改革开放30年，只是拉开了一个崛起的序幕。”他的乐观来自对中国发展阶段的判断。在美国的商业史上，有两个崛起的阶段，第一个是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50年，美国统一了国内市场，通过向欧洲出口奠定了市场地位；第二个阶段是通过二战重组世界经济秩序，确立霸主地位，之后中产阶级崛起，“美国梦”开始。“我们前30年的改革开放，相当于美国的第一次崛起；现在正在从第一次崛起向第二次崛起转型。”陈东升说，中国未来庞大的中产阶层，会让中国获取世界市场的定价权。对于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逆市场化潮流，他有担忧，但是认为中国人有智慧处理好这些问题。“中国人是穷怕了，都想富；还有，乱怕了，就想稳。”

浓厚的家国情怀，是“92派”企业家最独特的标识。“是时代造就了我们这批人。”陈东升说。在革命英雄主义年代成长，在最富激情的1980年代思考、碰撞，1992年在“南巡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弃官从商—这个经历了几个巨变的时代、有着大历史观的成功企业家，在50岁所领悟到的“天命”，内容不仅仅关于个人和企业，国家、社会从来都是他密切关注的对象。

“我对改革的要求很低，就是要把经济还给市场，政企要分开，要从国家市场主义转型到大众市场主义。我就讲技术性问题、讲现实问题，先把这件事情做成就行了。”陈东升说。在1980年代，陈东升曾是激进青年，“如果没有1980年代那样的思想解放，没有一个活跃的思想空间，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多年磨砺，激情未灭，但他也更加务实圆融。

“我现在的心态，天塌下来也没什么；说我有一千个亿，我也就坦然一笑。”陈东升说，“知天命”就会处变不惊、顺势而为，不会像年轻时那样，一件事非要把它搞成功不可，“那样的代价太大”。“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不要去硬做一件事。这一代做不了就留给下一代。”

对话

作为92派的中坚人物，你的眼界是相当宽的，你们当年那批人都是在政府机关里的，要么做咨询、要么做研究，这个企业家群体有些特殊的东西，你能不能总结一下？

陈东升：我们这代人，是毛主席的好孩子、邓小平的好学生、江泽民的好战士，我们青少年时期，正值红色激情年代。我们那时候看不到“文革”的痛苦，只看到哥哥姐姐红卫兵，雄赳赳气昂昂去串联，恨不得自己快点长大，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在我们脑子里是真的这样想。

陈逸飞的《黄河颂》就是我们的真实写照，实际上我就是相信代表革命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

刚上大学时，谁要说毛泽东不好，我是要跟他拼命的，我是极端的毛派。当时刘心武写过一篇小说《班主任》，里面有一个班长叫谢会敏，我就是那个谢会敏。

但到了大三，我去哲学系听西方哲学史，听到法国启蒙时代这一段，接触到卢梭和伏尔泰等先哲的思想，知道了“人生而平等”、三权分立，一下豁然开朗—世界上怎么还有这么先进的思想！一下子就从极左跳到极右。

但是后来搞嘉德，发现传统文化，中国跟西方还是不同的，后来美国的霸权主义、美国的国家利益逐步被我们看清后，我还是改变了。以前美国在我心目中简直至高无上，什么都好，美国就是真理的化身、民主的化身，但是美国后来抓诺列加，又打伊拉克，我就慢慢发现，民主是对人民的，强权是对国际的，在国际上只有利益，没有原则。所以，美国在霸权的过程中逐步被我们认识，我们从超级自由又回到这个点上来，我是从极左到极右，现在回归传统，比较温和。

感觉你对中国很乐观。吴敬琏最近有个观点，认为如果这次改革不成功，中国可能会中断现代化，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你乐观的原因是什么呢？

陈东升：我赞成吴敬琏的观点，但不叫悲观。我过去有一个思想变化，过去我觉得中国终于有了20年的稳定和经济增长，但现在回头一看，高增长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就是既得利益体系，今天国家市场主义胜利，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带来的改革成本非常高，但越不改后面的成本越高、代价越大。

你很喜欢读书，你读的书是你自己找的还是别人给你推荐的？

陈东升：当然自己找，你说谁知道我爱读什么书呢？我有个习惯，每个月去中国美术馆旁边的三联书店，那地方是我的最爱，我到那儿逛两个小时，买些书。我也去过西单、也去过王府井，(那些地方)什么书都有，吵吵嚷嚷。

三联书店是个文化(氛围很好的地方)，我老想把三联书店收购了。我最熟悉三联书店，一进去就知道在哪儿买到我要的书。我逛三联书店有20年了。

【编辑：易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