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拍卖》：您对中国当代艺术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和您十年前看到的有着怎样的改变？如果请您列举5位您认为优秀的当代艺术家(不分年龄)，您会选择谁呢？您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比利安娜：其实我直接参与到当代艺术领域的工作具体是在七年前，2004年。确实当代艺术在中国的近10几年里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个变化可以从两种角度来分析：一个是从本土的艺术建设角度，另一个是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角色的变化。10年前应该是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被关注的高峰时期，加上本土的艺术机构建设的热潮，特别是私人美术馆和国家资本的进入，包括当代艺术在国内的合法化等等。这短短10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让很多艺术家失去了原来的创作对象。同时，艺术市场慢慢变成了当代艺术在国内多数人成功的标准，原来的非盈利变成了盈利、策展人变成了画廊老板，当代艺术失去了公共性。在这样的环境中，原来的艺术空间慢慢失去了生命，没有找到或者根本没有试图寻找自己的在新的环境里的位置。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艺术媒体的过度商业化和基本无态度的工作方式。今天看来，这一切还是缘于缺乏生产知识的平台和独立思考的态度。

在国际上，中国当代艺术受关注的程度也在慢慢减弱，但是在国内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民族主义的趋向，其实这个变化特别复杂，这十年的变化应该是特别重要的，我觉得很多艺术工作者意识到了自己本土的生产知识的严重欠缺。所以在未来，首先面临的就是本土的知识生产的问题。

选择艺术家的标准，我认为就是艺术家的思考和创作，没有别的。当然，愿意和敢于不停的推进我们行业里的工作方式的艺术家还是很少。在国内，我比较尊敬余友涵老师、张恩利、郑国谷、顾德新。

《收藏·拍卖》：在您的回答中多次提到本土的知识生产的可能性，当然我们没办法回答本土知识生产是什么，这可能需要到未来才能回答，过去我们谈过很多“中国”“民族”这些大概念，我想“本土”是更为具体化的时空概念，能否请您谈一下您对“知识”的理解？

比利安娜：中国当代艺术这个行业里的生产方式还是比较单一。除了展览，还是展览。其实我们今天提到知识分子，首先应该要求具备公共性。其实，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早就失去了自己的公共性。这个公共性今天被几座“山头”代替了。其实也已经没有了真正的思想交流了。这个普遍的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出现了，因为整个社会在向市场这个唯一的方向发展。

再说，评论的实践和创作的实践处于一个比较奇怪的对立关系。

艺术是一个需要思考和交往的行业，所以首先要有个健康的环境，而关键是要产生这些交流。再说，平等的交流比较重要。我在去年的一篇文章里写到“艺术家可以选择不作为吗？”所谓“不作为”(nonaction)不是简单地创作或者不创作作品，而是在体系中承担起不一样的角色——一种积极自主的观察者的角色，来审视这个我们都置身其中的体系。这种抵制性的选择是当前唯一能够对艺术体系做出正面贡献的可行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反思和理解这一体系的新空间。这种抽离不是被动的抽离，而是一种新型的工作模式，艺术家们应该创造这样一种模式以实现有效的自主抵制。有了主动抽离，艺术可能会出现新的思考空间。艺术家的角色远比参加展览要复杂得多。策展人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