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在当代中国艺术界，怎样标识出您创作的独特性？我们就把对具象的使用作为一个参照点：您现在的作品中对具象有着很重要的使用。很多其他中国当代艺术家也在开发具象。您能否具体说说您工作时在观念和具象之间的不停摇晃？

Y.J.C．:中国的美术学院里，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倾向，绘画教学直接跟具象联系在一起。我82年完成在广州美术学院的学业时，正是冷战时期。毕业后我开始创作极度抽象的绘画。但是，我越是从事抽象，我就越矛盾地感到需要使用具象。当时，如果一个人是中国艺术家，他就会试图并比较容易创作抽象的作品：这可以回避那些干扰的问题并在观念的优雅中找到庇护。冷战结束时，我想到运用具象可以成为逃离中国观念主流的一种方法。

我于是渴望进一步开发模糊和悖论，它们在所谓观念的书法和所谓具象的绘画之间体现出来。首先因为书法，尽管它释放出抽象的符号，却基本上是象形符号的载体，因而是一种具象。相反地，当我们观察一幅中国古代绘画，尽管它们看上去十分具象，但其实它们非常地观念和抽象。

那么就是这样了，我工作的乐趣就在于这个警惕的地方，在于与成规保持距离：不急于投身一种纯粹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但在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又十分明显的具象绘画。同时，我不想把自己限制在中国艺术家的范畴，在不断重复抽象且观念的书法规则。

就因为这样，我想我的工作很特别，在中国和西方都是一种干扰，因为它从不处在主流和市场所期待的地方。我喜欢酝酿距离胜过十分轻易地追随由艺术和政治主导的潮流。

我生活在中国之外，我夫人是德国人，但我俩和孩子们一起生活在法国，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混杂、悖论、复杂和模糊。刚才我们说到了人吃人。在当代这个自相残杀的社会，如果我们想要做并做成什么事的话，更应该坚持自己的道路。在中国艺术史上，也有不少艺术家在一个最为艰难或灾难性的历史时刻，坚守自己的底线，保持警觉。他们因此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这是要在全球化的当代艺术中培植的一种十分珍贵的姿态。

L.F.:那么您可否具体说说您怎样通过对书法的特别运用使得具象在您的作品中突显？

Y.J.C．:书法从最初就是具象的：它们是象形文字。当代中国书法经常回归对象形符号的使用。但是在我的工作中，我不是这样进行的，我拒绝使用“具象的”象形符号。如果中国书法家看了我的作品，他们不会以为我是懂书法的。

其实我使用的书法方法十分有限，因为在其他那些精细和复杂的技术中，我只用一种简单的技术。这种技术是将笔尖笔直地拿住，中锋行走，这样线条便清晰、鲜明、尖锐。

对我来说，使用书法并不是为了它自身的艺术目的，而是将我对书法的趣味和品格向其他层面培养的方法。如果我只选择一种书法技术，那是为了将它使用在书法以外更丰富细致的地方。比如说，我将这种技术用在我的绘画当中，我的绘画线条非常鲜明易辨：我在绘画的领域取消了严格意义上的书法象形符号的具象，用书法的线条取代，局部看这笔划可以是山石，也可以是飞机，这样就在绘画中呈现出另一种具象的形式。

L.F.:我还记得那些被我说成“中间的”（intermédiaire）作品，就是说这些作品不完全是书法也不完全是绘画。它们也进一步呈现出一些更为冲击性的姿态，通过堆积和重叠。空间的组织有意做得不那么受控制。比如那组了不起的系列作品《我仍然记得》，是1998 年开始的，您将一些名字用墨汁写在纸上，这些名字布满整个画面，墨汁由每个名字往下流，流到下面的名字上，一个新的画面就添加并连接到另外一个上面。我还想到那些画在纸上的骷髅——《地下花》1989——还有一件赤裸的40 岁自画像。这些作品在我看来重要，是因为它们与最近的作品产生共鸣，最近的作品的形式倾向于饱和，接近某种大众化的形式，甚至是一些性和死亡紧密相连的形象。那些中间作品是否宣告了现在的作品，在媒介之间培养了模糊性，抽象和具象之间的模糊性？

Y.J.C．:您所想起的那些作品确实构成了书法和绘画之间的一个混淆阶段。在90 年代那个时期，我也画了许多书写风格的裸体画。在这些纸本水墨里，我试图通过绘画分解、解构书法。

至于《我仍然记得》这组作品，对我来说是对记忆的加工，因而即使它只是一些书写符号，仍是非常具象的：我在纸上书写下的每个名字都代表一个人。离开中国之后让我总是想到和我过去生活有关的一些人，而这件作品将一些事件留在身后，清洗某种历史书写，解脱并过度到另一创作阶段。

这些混淆性作品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它们表明我没有将创作的过程建立在十分哲学或十分观念的思考或理论上。我对国际政治环境的反应非常本能和个人化。对我而言，从一种理论或观念出发来创作是无效的。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曾试图这么做，但是这样总会导致作品成为他人观念的阐释。于是我更喜欢从反方向工作：从模糊、浮动、错误出发，以到达一种形式，它在事后总能发生出一个问题或一种观念。

反过来，在我看来我的作品里主要表现的是介入和参与的问题。2006 年，我用焦墨画了一个头骨，随手用书法写上阿拉伯文“Ya Rabbi”（我的天），以口号的方式非常直接地实现作品，是一种书写。今天，跟我之前的作品不同，我试图以不同于口号或正面推动的方式表现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