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出生于1853年，是表现主义的先驱，并深深影响了20世纪艺术。如果在今天，某位艺术家临摹或学习梵高的作品风格，我们只会因他的“过时”而默默走开。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苏派教学笼罩全国艺术院校，地处西南的四川美院也无法幸免。写实技法、现实主义成为四川美院教师评判作品优劣的唯一标准。以何多苓、高小华为代表的“伤痕美术”成为那个时代的艺术标杆。回忆起那段时光，张晓刚感慨道：“如果没有那样的环境，我觉得罗中立画不出《父亲》。他是我们班最早喜欢现代派的，当时有人嘲笑他素描画不好，所以去学现代艺术。于是，他憋足了劲，毕业创作时画出一个超级写实的头来。”虽然《父亲》在当时的全国美展中一炮而红，罗中立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写实功力，但我们仍会慨叹当时的无可奈何。在那样的岁月，张晓刚的梵高情结和表现主义画风就显得十分不合时宜。“当时我已经有预感，我的毕业创作学校不会给我好脸看。”张晓刚说道，“但我相信我是正确的，艺术不等于‘x+y’，最好的方法就是最能表达自我的方法。”最终，张晓刚顶住各方压力，如同追求真理的斗士，完成了英雄主义似的赞歌《草原组画》。在这场与时代的战役中，张晓刚成了名副其实的“剩余青年”，被众多接收单位纷纷以各种借口拒之门外。“我想这就是生活吧。”张晓刚笑着说道，“人往往正是在逆境中充分地认识了自己，在心灵与心灵相撞的火花中，我更加珍惜真诚的可贵。”2010年11月26日，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草原组画》之一的《晚风》以486.76万元人民币成交，不知当时得知这一消息的张晓刚，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怀呢？

“学校与社会是完全脱节的两个世界，进入社会，才发现自己的思维与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张晓刚说道。如果说，《草原组画》代表着艺术家对这个新鲜世界的大声宣言，那么在随后的10年岁月里，现实的一次次无情打击只告诉张晓刚一件事：一个“地下画家”的宿命。1982年至1986年，张晓刚在昆明歌舞团工作期间，住在二楼宿舍。每到周末，毛旭辉、潘德海等朋友会经常聚于此屋喝个大醉。1985年，张晓刚终因酗酒躺倒在病床上，一住就是两个多月。住院期间，艺术的理想与现实的残酷，青春的逝去与死亡的恐惧，脆弱的神经与孤独的灵魂，在张晓刚的脑海里交织如麻，《黑白之间的幽灵——住院日记》、《初生的幽灵》，就是这个时期诞生的。“忧郁、多愁善感、敏感”这些词都是栗宪庭对他的老朋友张晓刚性格的概括，而张晓刚本人也多次用“脆弱”两个字形容自己的性格。在张晓刚住院期间，这样的个性更加突显出来，尤其表现在他的作品之中。扭结的床单、无助的人像、达利式的幻想，构制出荒诞、悲壮、痛苦的人生图景。

“我喜欢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为了保有幻想的纯洁度，经常有意识地把自己关在厕所、被窝里。”张晓刚说道。双鱼座的张晓刚似乎天生就是个幻想家，童年时期的他将自己关在连环画中，长大后的张晓刚更喜欢把自己沉浸在油画的世界里。从这时起，张晓刚的作品经常带有超现实神话倾向，《遗梦集》、《月光下的山丘与生灵》、《生生不息之爱》以及《手记》等系列作品，皆徘徊在经验与超验、现实与梦境、绝望与抉择之间，进入到完全私密性的个人世界。例如其上世纪80年代末创作的《黑色三部曲》，狭小的房间，敞开的门外黑暗一片，唯有荒诞的场景喻示着艺术家的痛苦与无奈，当我们欣赏这件作品时，仿佛进入了张晓刚的心室，窥视着他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