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太阳
 

1994年，张颂仁策划的第22届圣保罗双年展中国特展，首次推出了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系列作品。从此，张晓刚在国际范围内引起广泛的关注，并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艺术领域中的代表人物。也正是在此次圣保罗双年展上，第46界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看到了张晓刚的作品，并选择了他和刘炜作为1995年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的参展艺术家，自此，张晓刚的艺术也得以进入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

“血缘：大家庭”系列是张晓刚1994年创作的作品，画面中皆是以人物为主，他们衣着单调朴素、表情木讷，毫无个性而言，但从服饰、发型以及配饰均可看出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人的影子。“我希望通过描绘公共的形象与私密的形象，并置、传达出我对处于这个时代中的个体生命和特定现实的某种关系的感受，我寻找的切入点是异化、变态的人的心理状态，包括尴尬的小人物，普通的家庭，与私密生活有关的生活道具等等，这些都是现实体验中最使我敏感的东西。在语言把握上，我希望能消减一些过去作品中流露出的太多‘人文情感’的处理方法，增加被描绘对象的陌生感及异化感。”张晓刚如此阐释道。1995年，张晓刚有意识地让这一系列作品更往单调、假和中性化靠近，让陌生与异化变得更加纯正。相对于其在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作品，“血缘：大家庭”既包含了艺术家的“个人情感”，更是建立在某种历史和当代的文化交叉点上，而并非过去所认为的一种封闭的私密概念。这件作品的诞生，不仅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中新图像的出现，更预示着张晓刚正从“脆弱”走向强者之列。正如《美术》杂志上把张晓刚描绘成一个热情奔放的“中国梵高”，艺术家正不懈地扑向心中的太阳。
 

上世纪90年代初第9届卡萨尔文献展，张晓刚作为访问学者被邀请到德国。“当时我很珍惜这个机会，便攒足了劲儿，把能卖的都卖了。”张晓刚说道，“3个月的时间里，我跑了德国十几个城市，看了几十个美术馆、画廊，基本把德国有名的博物馆看了一圈。其间还‘偷渡’了一趟阿姆斯特丹，拜会了‘老朋友’梵高和伦勃朗。看了近千幅世界名作，几乎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路上了。”回忆起那段在德国的时光，张晓刚还是兴奋不已。

走在1992年的德国大街上，张晓刚经常被误认为日本人，甚至是土耳其人。至于中国在哪里，德国人完全没有概念。此时的张晓刚才强烈意识到自己的国籍，而这在出国之前是经常会忘掉的一件事。“当我真的到了西方，到了梵高博物馆时，突然觉得他是一个外国人，已不再是亲人、偶像，他是一个荷兰人，他的色彩、笔触一下子变得很具体，他的作品充满了荷兰人的气质。这一刻我才知道，我一直看的西方艺术，原来认为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突然分成了西方与中国，和我根本没有什么关系。”说不出的苦涩在张晓刚的内心滋长着，回忆起昆明那条被他和三五好友命名的“塞纳河”，曾如此激励着他们年轻的心，忍辱负重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如今，仿佛烟消云撒了。

3个月时间很快过去了，当朋友劝说他留在德国时，张晓刚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国，“出国之前，我一直在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之间徘徊，当到了表现主义的故乡德国，看到随便一个德国小孩就可以将表现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人再怎么学也学不到他们天性里的东西。如果我要做一个当代艺术家，我还要回来。我要面对我们的现实、我们的传统。原来，我从来没有看过中国人的脸长成什么样子。”

回国后，张晓刚几乎一整年没有画画，甚至忘记了自己是画画的人。直到1993年，他才慢慢尝试着去画一些东西，“当时我有好多想法，有搞观念的，有搞波普的，还有就是想画一组朋友的肖像，想把对中国人脸的感受画出来。”但是每一个方向都是进行了两三张就停下来，直到在昆明老家发现了老照片。“照片不单具有图像学的意义，还包含着很多内容，传达了诸多信息。例如拍照的地点、拍照前的诸多准备，照片的尺寸、修版，还有上色，这些过程不自觉地会把中国人骨子里的美学思想融在里面。”张晓刚说道。隐藏在这些精彩照片背后的中国人的状态，带给艺术家很多启发。正是这样的体验，使张晓刚的脑海里有了“血缘：大家庭”这个最初的想法。此后，张晓刚陆续创作了《失忆与记忆》、《里与外》、《描述》以及《绿墙》等系列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