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春给您写的文章里提到“火”，提到您个人烧伤的经验，这个跟作品有关系吗?

冰逸：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三个人十年中唯一的一次见面就发生在我的事故的那天晚上，我跟他们俩见完了又忙着开另外一个会，当天晚上发生了火灾，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的节点。我跟陈泱和建春三个是好朋友，因为天各一方，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所以在2009年的4月25号的晚上，我们三个在彼此了解和交往了这么久之后，最后终于有一次三个人在一起吃饭了，就那一回，应该说那是我最后一晚还有完整的皮肤。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起事故，然后我就烧伤了，住院了，那是09年。等我去见陈泱的时候已经是三年之后，就是三年之后第一次在德国见到我，我去看她，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陈泱在德国的工作，非常的开心，她的空间有一种想象中的失落和一种无可言喻的惆怅。这个东西非常真实，她在柏林是非常真实的一种气氛，所以我是非常羡慕她的，我当时就跟她说：“你太幸福了，你有这样一个工作的环境非常好。”

陈泱和我就决定做这个展览，经过这个十年的故事的蔓延，经过我们中间美好的经验和惨烈的事故，又是一起事故，最后让我们把这个项目实施了，就形成了《风的形状》。中国人历来讲究题跋，因为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语义和语境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希望给一个创作提醒一个或者提示一个完美的上下文，而这个上下文最好是关于人性、人情和历史的，这是三个方面，人性就是人的天性;人情就是你我之间的这种关系;历史就是我们的感情和世界是有一个非常绵长的文脉，所以题跋在《富春山居》整体的项目或者《风的形状》项目里边变得非常重要，没有这段故事这个项目也成立，但是有这段故事，你有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跟它发生一种深切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有过友情，我们都有过我们特别关注的人，也许十年不曾见面。

二·美来自于一种有距离的冷淡的景仰

您到了富春江之后是怎样制定自己实施这个项目的计划的?

冰逸：首先是这样，从艺术语言本身我历来是“想法带项目，项目带语言”，你看到我会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我用过木刻、我用过影视、我用过相片，我也会用建筑和空间。为什么在这个项目上选择水墨，在水墨里边燃烧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可以非常直接地回答你，当你要跟“富春江”这个地方发生一个概念的时候，只有水墨可以有效的、直接的传达造化的样子，而且它非常准确，油画是贴近不了的，因为油画不能够直接地受到水、空气、声音、湿度这些东西直接的影响，但是水墨就可以，比如说小路的形状，一条弯弯曲曲小路的形状，山的高度，因为这张画就是从山脚到山顶的距离。那天早晨有没有狗?这张画上就有非常多的昆虫和动物的足印。所以我要选择的语言就是最常见的，又最敏感的一种语言。这个时候，就是它几乎就是人的本能，你一想《富春山居》肯定想到的是水墨，很自然的，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简单就是强大，其实人，你的最初的直觉往往就是最有效的东西，我当时就想我要用一下水墨，燃烧就不用讲了，这个就更直接了，因为我一上来就想到用燃烧，那么燃烧和水墨怎么样去做?大家都看到了这个作品，就是它的种种的内容，燃烧其实记录的就是风的形状，你再想想看，火其实就是风的形状，所以我这一团纸烧出来什么样，就是那一刻空气流动的痕迹，这团纸在扔出去扔成什么样是下一刻风流动的痕迹，我们可以非常疏忽的去对待这些，我们也可以充满敬畏的，充满谨慎的，充满冷静的态度，非常神圣的态度是一种非常热爱的去对待，是另一种，但是不管你是什么态度，其实再简单的水的波纹，如果你用一个真正有敬畏之态的心情去看待，它都会很美，美来自于某一种有距离的冷淡的景仰。

我觉得您更像诗人。

冰逸：对，我非常喜欢诗歌。但是诗歌的语言，用什么来承载，每个人不太一样，我承载的方式可能是另外一种方式。

您在耶鲁大学读的是艺术史理论，但实践起当代艺术来语言却用得这么好。

冰逸：我是这么看的，语言没有好坏，只有真假，甚至没有真假，只有进退，当你在语言的这条路上不断前进的时候，你就找到了你前进的一个结构性支持，所以我很多时候跟人讲，其实一个事情不是好与坏，不是对与错，而是进与退，你是往前一步冒一个风险，把自己放在风险的边上，实验你愿意去实验和表达的东西，还是你愿意往后一步保存和珍爱你认识的历史，都可以。人们对创造力有非常多的假象和假定，一种就是认为只有新的才是创造，这不对，事实上创造力有很多、很多的表达，你往后退一步也一样可以，你往前进一步也一样可以。我只不过是在我的性情方面属于是永远往前进的人，所以我会去不断地开拓新的领域，我肯定是不只是对艺术感兴趣，我肯定对各种各样的领域都感兴趣，所以我永远愿意往前进，但是在进的同时，我觉得我们所以强大了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历史在后面支撑着。我走得再远的时候，我回头一望，仍然可以看到无限蔓延的十年，那个无限蔓延的五千年或者说那个千疮百孔的近几百年，它都是强大的基石和后盾，有人可以选择谩骂，我相信很多人是选择谩骂中国的传统或者说谩骂中国的现状，但是我觉得毁灭和建设必须是相辅相成的，你骂有什么用呢?你提出了什么解决方法?明代一个最大的势力就是言官，言就是语言的言，他的任务就是天天给皇帝提意见，经常你会发现这些言官要么就是这样处死，要么就是那样处死，大家会认为这个很暴力，但是我返回来也会讲你的批评有没有建设性?你如果有建设性的话，我相信皇帝也不会杀你，你至少替他解决问题了，我想批评和建设之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关系，有很多的艺术家是通过谩骂而成长。

你看一下微博，我觉得谩骂是有效的，在一个不允许谩骂的国度里边你可以谩骂，但是仅仅谩骂绝对是不够的，你需要不断的前进，并且不断地建设，并且在有千疮百孔的系统之内，大规模的建设，这才是有价值的解决方法。你刚才问我语言的问题，其实我为什么在语言上自己倾注大量的兴趣和经历，我刚才就说最重要是一个想法，你是不是有想法，我上次也谈过想法和观念还不太一样，有想法，想法就可以带项目，你这个想法可以贯彻到非常多的项目里边，有了项目你就可以有语言。比如在《富春山居》，我给你几个条件，富春江边上，水墨、火、给你这三个元素你随便去弄，这样就已经注定你的语言和别人不一样，我只是给你三个条件，任何人做出来都会不一样，都会跟以往一切不一样，这就是一个想法，它支撑了这个项目，但是同时它也可以给你新的语言，赋予语言新的生命。当艺术家去创作的时候，当一个人去思考的时候，你简单地说盯着这个事情，我就要把这个事情变成新的，其实经常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你真正要解决的不是那一刻、哪一个问题，而是说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制造整个制度出来，你的这个制度没有办法必须前进和为过去进行一个重写和修改。所以想法将最终决定语言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