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道：“谈到温森特·梵高，如果不能透过他的作品看到他有时所具有令人惊愕的奇特性的话，那就难以察觉到他的艺术中存在的纯朴的真实性。实际上，不必讲述他作品中所体现的那种才能，即善于在难以捉摸的真实性的芬芳中看到现实事物的才能，对题材的选择，对各种最强烈的色彩的不可变动的协调统一，对各种性格的真知灼见，对每个对象的真实本质的无尽探索的才能，其他数以千计的意味深长的详情，也都证明了他具有几乎像孩子似的真挚深情，证明了他的自然和真——他本身固有的真的无限的热情。所有他的作品都呈现着充沛的特征——力量充沛、神经质的敏感和热情的表现力的充沛。在他对各种事物的特点的断然肯定中，在他对形象的随意简化中，在他逼视太阳硬要放肆地描绘他的意愿中，在他的素描和色彩的激烈紧张状态中，甚至在他的某些最微小的技术性特色之中——到处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个大胆的勇为者，时而带有动物式的粗野，时而又出奇的柔和温情。他是一个狂热派，资产阶级稳健和谨小慎微的敌人；他又仿佛是个酒醉的巨人，能像摆弄小玩意似的轻易地推开群山，这是一种汹涌澎湃的智慧，他的波涛巨浪不可遏制地淹没了一切艺术的峡谷，这是不可征服的如痴如狂的才气，时而高妙，时而怪诞，几乎总是带着某种病态。而最终比什么都重要的是——他分明是一个超人，他以不正常的甚至仿佛是中了病魔似的激动，感觉到了线条和形体的不可捉摸的内在本质，并且在更大程度上体会到了色和光的性格，体会到魔术般的明暗转折，体会到正常的眼睛所看不到的最最细小的微妙差别。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神经质的人的现实主义，他的真情和实感会表现得如此特别……”

这一段精彩绝伦的文字，我几乎看花了眼，这哪里是在写梵高，分明是在写石鲁。一个活灵活现的石鲁，一个可望可及的石鲁，一个才华超群、狂傲不羁的石鲁，一个正直善良、柔情似水的石鲁……

人的本身就是一个多棱镜。

石鲁是集多种性格于一体的人，集博大精微于一身，集赞誉诋毁于一身……他像一株茁壮成长的树苗，猛然被压上石块，却又顽强地曲曲弯弯地长起来了。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比得上他那样复杂、艰难、曲折、坎坷的暂短人生。

梵高在苦痛里不停地画向日葵，他说：“黄色何其美！”在他眼内，黄色是太阳之光，光和热的象征。向日葵对于他决非寻常之花。

石鲁在浩劫中不倦地画华山，他豪放地声称：“华山是我，我是华山！”在他心目中，华山是人，是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他要借华山发泄他心中的块垒，他是给华山赋予了不屈的生命！

梵高热爱土地，他给他的弟弟戴奥(rn·éo)的信中写道：“……如果要生长，必须埋到土地里去，我告诉你，将你种到德朗特(Drentne)的土地里去，你将于此发芽，别在人行道上枯萎了。你将会对我说，有在城市中生长的草木，也许，但你是麦子，你的位置是在麦田里……”

石鲁提携后辈，钟爱生活，即使在绝境中也没有改变。他在给周光民的字幅上写道：

“画贵神质，人为精英，物动气流，皆为物之精神。故画之笔墨无不为精神所贯，此为中国艺术通理也。”

他在《高峡书唐诗》一书的序文中写：

“书之大道辉辉也。书法之成为艺术，因其有追求，有情绪，有气氛，有境界，能体现强烈的‘感情用事’，能‘于无声处听惊雷’。……盲目保留所谓的一种风格是保守的观点，切忌单一与单调，要丰富与多趣，绘画能画出各种各样的画，书法也要能写出多种多样的书体，‘法外求法’脱化变革后而能风神独具。祈愿书法新秀、人才辈出，蔚成新中华之一代书风。生活的启示，艺术的理想，精神的相通，师从的风霜考验，应伎高峡书画并擅，诗文同茂，穷目千里，更上一层楼……”

他写得何等之好，何等的亲切啊！

四十七岁的石鲁正当进入他更辉煌的创新时期，浩劫风暴骤至，他备遭摧残，饱受凌辱、百难压身，一生九死。石鲁终是石鲁，丹可磨，不可夺其朱，士可杀，不可移其志！他在厄运面前，他没有垂头丧气，没有惶惶不可终日！他咆哮，他发作；他疯了、他狂了！他开始反抗了！

当“专政”者们虎视眈眈地审问他：“石鲁，你是不是反革命？”

石鲁声色俱厉地回答：“老子是老革命，不是反革命！”

凛凛正气，铮铮硬骨。

当江青借《毛泽东去安源》大搞“神话”和封建迷信的时候，他斗胆包天地写诗一首，冷眼嘲笑：

月儿弯弯上牙床，醒来求事去烧香。

上敬玉皇三宝殿，美术家家画殿堂。

勿用细言，他得了更多的皮鞭、棍棒、皮鞋、拳头，甚至危及到他的身家性命。他屈服了吗？没有！

他仍滔滔不绝地高谈弘论，痛骂那些豺狼走狗，有时可以一连骂几个钟头，他不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是毫无顾及，痛快淋漓！

他两次出逃，风餐露宿，过着野人的生活，到了此等地步，寻常人会是怎样的心境？！而他却不然，悄悄写诗，写了那么多泣天动地的好诗。

他开始酗酒，酒后作画。画他那醉眼看到的变态物体，画他那画不够的华山的松树、荷花、兰草……

有些人说，石鲁后期的画“晦涩难解”，“生活气息淡薄”，“不行了！”

我想，这是因为这些同志不了解石鲁的悲惨遭遇，只着眼于表面的形式和内容，忽略了他作画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环境。我曾听到过一件事：在一次美术展览会上，有人问为什么没有讲解员？我当时不免哑然失笑，现在看来这笑话似乎倒真个也有必要说出来了。一个同志讲：“我对着石鲁某些费解的作品发怔时，有人告诉我，这画是在什么情况下画的，意在说明什么，我才恍然大悟。不过，我以为绘画作品还是让作品本身说话才好。画家的人格，同画家的艺术毕竟不是一码事。”

看来，美术展览会上还是不要讲解员为妙。

但石鲁的绘画作品本身是否能说话呢？我认真地想了想，肯定地回答：“能！”他的大部分作品还是能够让人看懂的，至于有些“晦涩难解”的，就必须借助他的思想人品了。因为人品画品无可分割，倘若一个人品低劣的人竟能画出艺隽深邃的高格调作品，那才真是不可思议。石鲁虽然是在画画，但你注意了么？他是在画气节，画人格，画情操……一句话，他是在画“人”。请看看他的《枯兰犹劲笑刀粗》，他画的兰草，具有钢筋铁骨折不断的气势，有一种斩不断的精神。正是有人说他的画不行的地方，恰恰是他的高明之处，他没有媚骨，不讨好，他是借物寓意，抒发胸怀，初看难懂，细品则明，正像鲁迅的杂文小说一样，结合着他那时代去谈，不也很清楚吗？石鲁书画，从不胡涂乱抹，也绝非等闲笔墨游戏可并论相提。

由此可见，他算不算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算不算一个大胆勇为者？也许说他是一个如痴如狂的才人便恰切，所以讲来讲去，我仍把他比做梵高。

吴冠中对梵高曾有过一段很动情的描述：

“每当我向不知梵高其人其画的人们介绍梵高时，往往自己先激动，但却找不到确切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感受。以李白比其狂放？不合适。以玄奘比其信念？不恰当。以李贺或王勃比其短命才华？不一样。我童年看到飞蛾扑火被焚时，留下了深刻的永难磨灭的印象。梵高，他扑向太阳，被太阳熔化了！”

我印象中的石鲁，也是扑向太阳，被太阳熔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