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2000年我第一次来北京，现在的画廊数量多出了数十倍还不止。”刘窗说，几乎每天都有画廊找他约作品。如今，大量新成立的画廊、艺术空间、美术馆，以及艺术市场都需要相当数量的艺术家与作品。在美术评论家、“未来展”策展人冯博一看来，2000年是个界限，此后，艺术资本的介入导致了画廊的渐次增多，“每年中央美院都会做一个‘千里之行’的毕业展，观众里有不少画廊老板，一些学生在那里就被他们签走了。”他说，如此市场行情，的确宣告了“是金子就不会被埋没”的时代已经来临。

与架上艺术、雕塑、摄影等传统艺术相比，这一代创作者更习惯用动画和影像表达自己的理念。1983年出生的耿雪，目前正在中央美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其《虚拟绿色计划》是她利用计算机程序编辑的一件人机对话作品。她将观众的参与置入作品的创作过程，轻点鼠标，就可以生长出绿色植物，当代艺术的互动性在这里得到了突出体现。

“我们希望参观者不要把这些作品仅仅当作艺术。”张乐华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央美院“未来展”6人策展团队中唯一一个外国人亚历山大·孟潞的支持。她认为，在网络模式下，当今的艺术家早已走下个人英雄的神坛。这些放下艺术家权威的青年艺术家们，正在对大众文化进行新的诠释，在这个过程中，艺术消费者对意义的生产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

“无论采取何种艺术形式，青年人的作品都需要创新，都应给人提供不同寻常的东西。”王璜生屡屡期待看到奇迹，可现实并不能让他完全满意。“缺少综合文化素养，加上少了些孤注一掷的决心，自然难出好的作品。”著名画家刘宇一说。

作品要进市场，创作要躲市场

谈及青年艺术家选拔活动扎堆的现象，郭晓川分析，不外乎三方面原因。首先，“75后”这批艺术家已步入创作成熟期;其次是当前高企的市场价位，让价格低廉的年轻艺术家有了更多受到关注的机会;再有就是需要更多的新鲜血液来扭转艺术上的审美疲劳。

“相比于2006年崛起的那批年轻艺术家，当下这些人要更为平稳些。那时的市场行情更多受到西方资本背后的推动，西化色彩更强烈一些。如今，西方经济形势不好，年轻艺术家可以更为从容地关注中国的审美。”郭晓川的判断在中国青年艺术家扶持推广计划艺术总监付晓东那里得到了验证。她原本以为国际评委会更倾向国际化的作品，事实上，他们更喜欢作品里的中国传统趣味。

面对如今层出不穷的年轻人“选秀展”，策展人吕澎表达了不同声音：尽管打着“推动年轻艺术家发展”的口号，但事实上与挖掘青年才俊并无太多关联。“不同于当年，众人拥挤在屈指可数的展场，展现作品的机会是大大增加了。然而，如果过早地受制于市场，却也容易被打上固定标签。”

33年前，一群自称“星星画会”的业余美术作者在中国美术馆外展出一批前卫艺术作品，第二年，“星星美展”正式进入中国美术馆展厅，它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也宣告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起航。时至今日，被业内称为当代艺术掀起的又一场新青年运动，将何去何从，颇令人关注。

“全社会都在商业化，艺术作品商业化是不可避免的，但艺术创作不能商业化，创作和商业应该有距离。”栗宪庭这样告诫那些新生代艺术家。可艺术市场的持续火爆，以及铺天盖地的展出“商机”，还是让不少年轻艺术家幻想着依靠某种噱头一夜成名。

马秋莎是幸运的，身后有北京公社作为其代理画廊，她有理由做好自己的作品。而更多的青年艺术家只能靠自己打拼。25岁的张刚从天津美院毕业后即“漂”到北京宋庄，寻找尽可能多的展示机会，甚至超过了创作占用的精力。

冯博一认为，艺术资本是个中性概念，关键在于作者的心态。“如今，年轻艺术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价值体系的确立，由商业意识形态强力植入的艺术‘风格’是柄双刃剑，有时能把人最初的理想剔除得一干二净。”付晓东说。

名家观点

多种风格题材

对应多种需求

郭晓川

自1978年改革开放始，34年里，中国美术发生着惊人巨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术期刊的恢复或创办。《美术丛刊》、《艺术掇英》、《美术研究》、《世界美术》、《新美术》、《美术译丛》和《美术史论》等相继复刊或创刊。二是对外交流展览活动逐渐增多。尤其是引进西方国家的展览，对中国艺术家开阔眼界，改变僵化的艺术观念，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览”和“德国表现主义版面展”等。三是国内在世或已故优秀艺术家的展览数量大增。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和吴冠中等众多画家在1983年以前都均举办了个人或联合展览。

“文革”中盛行一时的“题材先行”论遭到严厉批评。艺术家们对单一的艺术表现形式也进行了深入反思。这一进程主要通过三条途径进行。一是对传统和西方艺术的介绍。如1979年《世界美术》杂志创刊，发表了邵大箴《西方现代美术流派简介》。二是关于艺术自身规律的讨论。如同年《美术》发表吴冠中的文章《绘画的形式美》。三是在创作实践中，年轻的艺术家突破过去的限制，大力开拓题材，出现了一批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品。代表作如连环画作品《枫》、程丛林《1968年×月×日雪》、陈丹青《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父亲》等。1979年由北京年轻艺术家自行举办的“星星美展”和上海“12人画展”都具有中国早期现代主义的前卫色彩。

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开始出现一些青年艺术家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和许多专业美术院校的学生是激进艺术创作运动的热情实践者。早在此前，一些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就已经为青年艺术家所激赏，如德国表现主义等。此后更多的西方现代艺术流派被引进，如毕加索的作品展览和美国劳森伯格作品展览等。这些展览活动为中国年轻艺术家的现代艺术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全国各地大、中城市出现的青年艺术家创作群体，举办了大量的展览。1985年、1986年是这一艺术现象的高峰时间段，艺术史上称之为“85、86新潮美术运动”。

1991年以后，中国美术发展的多元化局面真正形成。这一时期的展览活动，首先是传统艺术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其次一些具有创新意义且思想境界较以往有更深发展的艺术家及其作品不断出现，如关注自身周围生活的“新生代”画家刘小东和王华祥等;第三是中国现代艺术开始受到西方国家的关注，开始走出国门。如1992年栗宪庭策划的“中国现代水墨展”在日本东京世田谷美术馆展出，同年，卡塞尔文献展的外围展邀请了中国艺术家参展。1993年“中国前卫艺术展”先后在德国、荷兰、英国、丹麦等地巡回展出。在中国美术发展中，这种多元和包容的局面前所未有。此后，这种局面逐渐定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美术的发展呈现出多层面、多样化和多人数特点。一方面，创作队伍的人数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在近十多年的时间里，很多美术专业院校逐年扩大招生，很多普通院校也纷纷增设美术院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呈递增的势头。各种艺术专业机构也大力招生并开设美术培训课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快速提高，艺术创作成果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社会需求日益细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社会人群对艺术品有着不同的需要，这就要求艺术品的生产也不断细化。多种风格、多种题材对应着社会的多种需求，这成为中国美术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从美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这种趋势具有无可争辩的有利因素。从业人数增加和梯队的完善，使优秀人才更加容易脱颖而出。目前，70后、80后艺术家已走到聚光灯下，成为当代艺术最具活力的有生力量。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