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届的Art HK刚刚结束，不少内地艺术界人士就已经大呼：香港的艺博会太棒了，内地政府一没政策支持二没资源优势，亚洲艺博会老大非香港莫属了！而候任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在观看完艺博会后也表示，香港要成为东亚文化艺术中心。这是一个与过往不同的来自政府之宣言。回看香港政府过往在艺术上的表现实在没有太大的作为，这是其积极不干预政策的结果。当我们在观望梁振英政府的文化强势政策时，也有必要回看一下香港回归前后的文化政策变化，去预测一下这个“中心”未来的文化命运。

从“消极不干预”到以资源分配管制

其实香港的文化艺术政策有数个不同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香港回归前的文化艺术政策，都是零散地分布在不同的部门之中，以“反应式”的措施、行政主导和供应者主导的方式运作，没有一个总体的文化政策，也没有一个部门能够具体统筹香港的公共文化服务。20世纪80年代之后，英国准备移交香港政权，大力推动文化基建，以便体面地交还香港；区域市政局与艺术发展局相继成立，连同民主化的市政局，因着它们的民选性质和议会性质，文化推动较以前着力，而且引入民意的考虑，对公共文化艺术的资助无疑是多了，但是推动文化建设的效果存疑。

在说到香港文化艺术政策时，不得不提20世纪60年代落成的香港大会堂。它预示着香港政府对文化艺术“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开端。环视世界各国，现代文化政策和部门建设都起步较晚，原因是传统政府都视文化艺术为私人修养的问题，是社会的装饰品而不是必需品。政府对公共文化生活的关注是有限的，因此很少特别成立一个独立文化部门管辖，而多是暂时安置于市政部门。初期香港政府将文化事务托管于市政局，也基于同一道理。

香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决定兴建香港大会堂，并邀请当时负责卫生、市容、康乐和房屋的市政局参与策划建筑物的设计与发展，包括设立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和演艺场馆等。在大会堂建成之后，香港市政局和市政事务处等政府部门在文化艺术的推广工作上，开始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催化这个角色最大作用是在1976年香港发生社会暴动后，为英国殖民地统治发出了警号。自此政府采取“因势利导”的管治政策来维持稳定，文化活动的发展正好配合这种功能，因此文化表演的娱乐和教育功能被政府所使用。由于资助方多为上流社会的外籍人士，因此资助的均为西方的高雅艺术。

这样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对于文化艺术而言有利有弊，利在于在当时熔铸了一种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文化氛围，凝聚了一批文化人，为日后民间文化团体的成立奠定基础。弊在于政府对艺术发展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指向，导致整体艺术规划过于短视。据一些当时的记载看见，当时香港市政局(乃至于政府)倾向将艺术理解为“恢复精神与体力”的闲娱活动，而非从“文化”的层面来考虑其工作的目标和范围的。

进入20世纪70年代，工业发展使香港社会富裕起来的同时，也开始被外界冠以“文化沙漠”之名。工作时间缩短，闲暇的时间增多，社会也向消费社会模式发展。香港的文化政策发展也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为开始了以科层组织管理文化服务，这也是70年代后期港督麦理浩主政时期(1971-1982)，公共开支猛增，政府编制扩张，公务员体系膨胀的一个副产品。当时以警队和市政事务处的编制增长最大，显示香港政府已从最低限度管治的政府向责任政府过渡，主动向市民提供各类公共服务。

因此在这样的思维指导下，1977年香港政府进行内部研究，确认自己在艺术发展中所担任的角色为“统筹者及催化者、所需基本设施的供应者及推动者，并于有需要时提供财政或其他资助，以培养艺术新秀或发展新的艺术形式”，这个主导文化服务的角色主要是由市政局承担，而当时的政府也首次承认了它类似“反应式”的艺术政策，即是政府设立一些被动式的、反应市场需求的机制，当艺术界有明显要求时，才给予援助或咨询，支援(拨款)以短期为主，双方无强迫性的义务。

1977年，在“改善市容与市民的文化质素”的前提下，政府出资兴建香港艺术中心，可算是第一个得到政府支持，由民间独立管理的艺术机构。80年代在艺术总监何庆基不唯余力地推动下，香港本土的当代艺术有了民间讨论，1991年他推动的“香港文化系列”及一连串的回归展览配合了在大学刚起步的文化研究 ，开始推翻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论调，在“97”前后引起文化界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的不少讨论 。艺术开始向着本土化发展，香港艺术中心贯彻了“反映现实，也能够挑战社会的规范，并且给社会带来正面的改变”的理念，对政府诠释的“文化艺术”的大论述作出了不同的回应，推广了当代艺术和艺术教育。何庆基作为艺术家、策展人和艺术总监对香港的艺术贡献良多，作为一个知识份子本着良心推动当时认为是“低档的”，但贴近现实的“香港的”普及艺术，而这些文化身份的探讨是有由下而上的受到政府关注，不过政府则等到九七年后才有正式的公开讨论身份问题。

香港回归后，中国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操控影响了香港政府对文化政策的关注，加上近年在全球化环境下政府锐意要把香港转形为知识型经济社会，因此1998年特区政府部门改组，康乐文化事务处接替了市政局的管辖，康乐先于文化，文化活动仍是尾随康乐及体育归入娱乐消闲活动来大力推动创意工业。2000年政府成立文化委员会，由城大校长张信刚教授任主席。后来，经过一连串咨询，2002年提出一份有关香港文化艺术发展的具体政策建议，却随董特首下台而未有照本办事；同年何志平出任唯一的艺术拨款机构艺术发展局主席，缩减该局拨款，成为臣服于民政局之下有名无实的小组织。

2004-2005年香港康乐文化事务处的文化预算开支为23亿，高居全球第九位，但康乐文化事务处辖下的艺术发展局只得1.02亿经费。在政府的文化大论述下，“理想的文化政策应为香港建立一个认同中华民族国家的价值观为依归，承传于中华文化，而有东西文化特色的文化身份，以助香港成为‘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桥樑’，在全球化的趋势和知识性经济的要求下，用文化搞活经济(创意工业)、办好旅游与文化外交的隐藏任务。”“香港艺术”成了国族论政治之下，经济发展的“工具”。

其实由消极不干预到积极不干预政策，艺术也只是政治经济上的“工具”，由港英政府过渡到特区政府都没有改变它作为“娱乐”的公共消费，虽然艺术发展局说是鼓励自由表达，发展艺术、实践、欣赏、接触及评论，但跟公民社会下的多元文化艺术本质没多大关系，所以政府在定义“香港艺术”时是把其它属“香港的”艺术排于建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