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黄宾虹明确了“院体与文人（士夫）”和“文人与士夫”双重的区分。第一个是区分院体（作家）与士夫（文人）。黄宾虹明言，“士夫画与作家画不同，其间师承，遂有或异。”“世称北宗首推李思训，用金碧辉映，为一家法。后人所画著色山水，往往师之。……南宗首推王维。维家于蓝田玉山，游止辋川。……读其诗，诗中有画，观其画，画中有诗。文人之画，自王维始。”[41]在这里，黄宾虹明确区分了士夫画与作家画，然而不仅只此，在黄宾虹这里，其实还隐含着另一重区分。诚如明季董其昌所言：“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42]继此，黄宾虹亦认为：“理法之外，当详气韵可也。”[43]在这里，气韵不仅是气韵，更是士夫之气韵。气韵的前提乃士夫及其道统认同。这是他的第二个区分，即士夫与文人之别。

黄宾虹之所以认同宋元，并提出“明人枯硬”、“清人柔靡”和“启祯崛起”、“道咸中兴”一说，这背后不仅仅是笔墨理法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对于整个士大夫这一政治文化传统演变的自觉。如果说宋代士人企望“得君行道”，明代王学在高压政治下转向“觉民行道”的话，那么清初这一群新士人走的则是与前述两者不同的路，在“得君行道”、“觉民行道”两愿都不得遂的情况下，他们的眼光转而关注“县”以下的地方社会，努力地想将一套儒家的理想安放在乡里的层次。[44]相对而言，清季的知识人的认同更接近“觉民行道”。但即便是“觉民行道”也只是阶段性的，整体上已经不再是诸如两宋那样的“道统”时代了。

如果说以上潜在地构成了黄宾虹反思之对象的话，那么问题在于，黄宾虹为什么如此反思呢？

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的被废除和士大夫传统的终结。“意义危机”自然地成为现代中国思想危机的一个重要层面。而当新的世界观和新的价值系统涌入中国，并且打破了一向借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世界观和人生观之时，问题变得尤为困扰。各种争持不下的新说使得传统价值取向的象征日益衰落，于是中国人陷入严重的“精神迷失”境地。[45]有意思的是，革命派也好，保皇派也罢，当时皆在利用“晚明记忆”。[46]黄宾虹亦然，不论对宋元的迷恋，还是对晚明的想象，抑或对道咸的执著，种种体认不仅来自绘画史本身，亦源自他对于自己所处情境的自觉与反思。他念兹在兹的是“士夫”或“士气”，而支撑“士气”的正是“道统”。这本身便是对“意义危机”的自觉回应。

毋庸讳言，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认同，我们既不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保守，更不能将其当做激进对待，保守与激进已无法概括诸如黄宾虹这样的知识人的政治文化心理。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位不完全意义上的“清遗民”，其一言一行、举手投足之间都不乏对这个时代生活、政治的深刻体验、自觉与反省。如果说普遍意义上的“清遗民”是“抱道自逸”、“抱道自任”的话，那么黄宾虹则不然，其背后隐含的是“道统”的自觉。也就是说，“抱道不自逸”，“抱道不自任”。当然，对于作为画家的黄宾虹而言，尽管常常处在“仕”与“隐”的两难中，但他并不意在“仕”，毋宁说他只是为了树立独立人格，进而在“道统”与“治统”之间建构一种张力关系。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原载《文艺研究》2012年第5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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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刘国松在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的讲座，2010年5月，未刊稿。

[2]黄宾虹：《山水画与道德经》，《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397页。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4]转引自钱穆《理学与艺术》，《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40-245页。

[5]钱穆：《理学与艺术》，《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第245-247页。

[6]黄宾虹：《籀庐画谈拾遗》，《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上》，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

[7]黄宾虹：《艺观杂志发刊辞预布》，《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第293页。

[8]黄宾虹：《艺谈》，《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第387页。

[9]黄宾虹：《画学要恉》，《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上》，第490页。

[10]黄宾虹：《画学之大恉》，《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第280页。

[11]王小甫：《中晚唐的士大夫及其政治态度》，陈苏镇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193页。

[12]刘子健（James T.C.Liu）：《两宋史研究汇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258-259页。

[13]余英时：《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概论——〈朱子文集〉序》，《士与中国文化》，第519-522页。
 

[14]黄宾虹：《画学臆谈》，《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第373页。

[15]黄宾虹：《雪庐画社讲演笔录》，《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第277-278页。

[16]黄宾虹：《国画分期学法》，《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上》，第301页。

[17]黄宾虹：《梁元帝松石格诠解》，《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第412页。

[18]黄宾虹：《某刊发刊词》，《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第410页。

[19]黄宾虹：《某刊发刊词》，《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第411页。

[20]黄宾虹：《黄山画苑论略》，《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上》，第311页。

[21]黄宾虹：《画学通论》，《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第106页。

[22]黄宾虹：《讲学集录》，《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第100页。

[23]滕固：《关于院体画和文人画之史的考察》，《滕固艺术文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24]罗志田、葛小佳先生发现，康熙时代已实现二统合一的说法，渐为很多（士）人（包括李光地、李绂，乃至黄宗羲，等）所接受。这也恰恰说明了士阶层及其道统意识的崩解。参见罗志田、葛小佳《道统与治统之间》，《东风与西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20页。

[25]赵园：《明清之际的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262页。

[26]黄宾虹：《画学篇释义》，《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第481页。

[27]黄宾虹：《自题画》，《黄宾虹文集·题跋编诗词编金石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28]黄宾虹：《刘介一画展小言》，《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第388页。

[29]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8页。

[30]参见高居翰（James Cahill）《气势憾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李佩桦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9-90页。

[31]黄宾虹：《自题画》，《黄宾虹文集·题跋编诗词编金石编》，第32页。

[32]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33]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3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35]黄宾虹：《黄宾虹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581页。

[36]黄宾虹：《黄宾虹艺术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37]黄宾虹：《讲学集录》，《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第97页。

[38]参见李明《“道咸画学中兴”说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10年。

[39]罗志田：《章太炎、刘师培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页。

[40]黄宾虹：《讲学集录》，《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第89页。

[41]黄宾虹：《古画微》，《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上》，第204页。

[42]方闻：《心印》，李维琨译，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43]黄宾虹：《与傅雷书》，《黄宾虹文集·书信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44]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45]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98-99页。

[46]参见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编辑：于睿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