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书力作品《不渡无缘人》（左） 《天遥地远》（右）

“现在的艺术界，有的人热热闹闹炒作，人还活着，画早就被扔垃圾堆了，这很可怕。这种短视，这种没有文化坐标、没有人生和艺术追求的现象，我看是中国美术界的通病——叫时代病。西藏地区的画家没有那么多成名赚钱的机会，我倒认为这是福分。画家需要能够沉得住，对于大多数的西藏画家——画壁画也好，画唐卡也好，供奉、信仰是他们的第一目的。”

到2012年底，韩书力入藏整整40年了——在当下的非藏族画家中，身为西藏自治区美协主席的韩书力是扎根藏区时间最长的。

“藏韵——2012西藏当代绘画大展”将于11月13日-21日在上海美术馆举行，这也是近年来西藏当代绘画作品在上海的首次集中亮相，韩书力前不久在拉萨的家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平实、低调、精干，与发达地区的美协主席完全不同，40年的高原阳光给他的脸庞染上了一层古铜。操着一口京腔，喝着北京的花茶，琉璃厂边20年的成长岁月让汉地艺术融于他的血液，也培养了他对原生态艺术的尊重和敬畏。1980年代以来，韩书力带着当地年轻人探访、挖掘，重新认识西藏美术，让玛尼石刻为人所知，在唐卡艺术的基础上发展出“布面重彩”的西藏画派。

谈藏地四十年

三个故事，一种精神   

记者：你到西藏已经有四十年了，是什么吸引你留在这里？

韩书力：我刚来西藏的时候很兴奋，那时候很年轻。领导派我们去了十七个地区，那时候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更为原生态一些，当然物质上也更加困顿、落后一些。落后到什么程度呢？所谓县城就是两三排铁皮房，所谓的公安局就是铁皮房中的两间干打垒的房子，所谓的文化局就是一间干打垒的房子。现在闭着眼睛就可以想象到，可见当时有多简陋。

离开县城的招待所，拿着人民币也没有用。没有吃、没有喝也没有东西买。两三个人在县城招待所吃饭，一个去买饭菜的窗口，一个去租搪瓷饭碗的窗口，但是没有勺子、筷子，可能都被前面的人拿走了，就觉得很不方便。因为只有两三支铅笔、钢笔，画速写用的，没有筷子我们就用这个，但是画得越来越秃了就不能用了。然后就找树枝，自己削，自制筷子，但是放到比较烫的粥里很容易变弯。那时候就想要是有勺子多方便啊！我走了十七个县城学的第一个词就是"TUMA"，意思就是“勺子”。学的第二个单词就是“CUNKA”，就是小商店。17个县都没买到勺子，所以以后有内地朋友来问我要带点什么，都会说“带两把勺子”！现在都成了装饰品了，回忆起来成了文化记忆了，但是当时那种没有勺子没有筷子的饭还是很有味道的。那种苦只要你过来了、坚持下来了就没什么了。

有人说我是受了几十年的罪，也可以这样说，但从过来人角度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我觉得不是几十年的罪，是生命的轨迹规定了我要走几十年这样有意义的路径。什么叫有意义呢？在西藏待了这么多地方，有些事是不怕了。再艰苦的地方，物质再匮乏的地方都没什么了，可以忽略不计，关键是这个地方有没有意义，我有没有活干。我已经走出国门，展览、讲学、考察三十余年，包括在巴黎也陆陆续续住了两年多，世界角角落落都待过，觉得还是拉萨最适合自己。

主要是有事情做。我说得更多的还是表层，实际上这个地方对我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人文环境衬托还是藏族同胞。我说的藏族同胞包括年轻的西藏艺术家，更多的是我当年在困境中接触到的一些淳朴的老百姓，也包括高僧，也包括旧社会的一些学者、官僚，他们在新社会又成了国家干部或是我们区的领导。

我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石头和鸡蛋的例子，讲的是老百姓。那时候，我们到外面画画，老百姓都是公社化的，无求于我们。要说是照相的还能要张照片，医生去还能顺道看看病，画家去完全是干扰人家。特别是冬天画画，有时候画着画着就直接坐在地上，这时候老百姓就把太阳晒过的、温暖的石头——我想是充满着日光温度和人的情感温度的——递给我们，让我们坐在上面，免得受凉。

再说鸡蛋，中午到人家家里去要杯开水或是清茶，老百姓喝到茶也不容易，那时候整个国家都很苦，西藏更穷，去问人家要开水的时候人家尽量把碗再洗一遍。结果就给你煮两三个鸡蛋，鸡蛋煮熟后都漂着，老百姓自己也舍不得吃的。在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老百姓无求于你，那种真情、善良，那种真挚，忘不了。

西藏只有两三个县是我没有去过的，准确地讲是我不愿意去的。我不愿意去那些山清水秀的地方，我喜欢高寒、辽远、壮阔的景观。

再举一个官员的例子，就是雪康同志。雪康的父亲在解放前是一个很重要的官员。西藏自治区成立以后，雪康又是西藏自治区团委书记，后来又当过政协的副主席。他最落魄的时候，也就是“文革”中，那时他和我在一个单位——西藏展览馆。我就是一个美工，他是顾问。因为他身份太高了，知识面也很广，所以给他一个顾问当，实际上就是一个闲职。在展览馆的时候我们就是同事，我知道他是大贵族，但我从来没感觉他有矜持或者是装模作样，该劳动大家劳动，该学习大家学习，能够帮我们的地方无言地就把温暖送过来。在“文革”遭批斗时，他曾说：“整个国家都在劫难之中时我也不能侥幸，挨到哪儿是哪儿，我相信还是能够挨过来的。”这是一种境界。

我去中央美院念研究生的时候，我记得是十月，我听说他到北京开会。那时候他已经是政协的副主席了，我们就到北京办事处去看他。有一次我也是为了表示一下，就跟家里商量说，有个老师原来是我们单位的，我也没说他现在当官了，就说礼拜天想请他到家里吃饭。我哥哥就帮着张罗，说那你去接。我就礼拜六给他打了电话，那个时候我没有官本位的概念，因为我比较单纯。他自己完全可以一个电话叫办事处给他准备一个车，送到北京某角落，很简单。结果那天我去接他，他老老实实上了五路汽车一直坐了21站才到了我们家。开始从果子市——西藏办事处到前门将近11站的路我们俩都是站着的，到前门下的人多才坐到座位。这是一种境界。他在失意的时候不萎顿、不怨天尤人；他得意的时候、在位的时候，也不跋扈。我个人觉得，我接触的人都是这种水准的人，让我再浮躁或者怎样，我做不到。当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要说这样几句话：首先我要感谢藏文化对我的滋养；第二要感谢藏民族对我的培育。这两句我是忘不了的。

记者：所以你刚才讲的都是藏族人精神境界对你的感染。

韩书力：对。当然他作为一个党员咱们也不要完全回避新社会对他的教育、党对他的教育。我个人觉得现在相当多的人是做不到这点的。有人说是低调，我认为是本色。不是说像现在相当多人在那里自我包装、自我膨胀。   

记者：你更多地谈了藏民的淳朴、精神对你风格的影响，你风格的形成应当说还是有些藏文化、宗教文化的影响的。

韩书力：我的理解是，在西藏传统绘画里，我借用一些元素，或是指代某种境界，然后把我的一些理解、趣味渗透进去。开始的结合可能比较硬，但人也不可能完全麻木。一个是社会反响，一个是自己思索的深度，还有提纯的关联度，都会有某种进步。到后来慢慢就会好一些。一说西藏绘画大家就想到壁画、唐卡，很辉灿，内容也很繁复，我尽量将其中的因子或说元素单纯化、符号化，这是我的课题。   

记者：你觉得对你作品影响最核心的元素是什么？

韩书力：好像也没有“最”，只有“比较”核心吧。一个是西藏绘画，包括壁画还有民间绘画，也包括唐卡，西藏绘画对我整体的影响还是“无条件投入”的精神。因为现在的画家还是太浮，太飘，太自以为是，实际上什么都不是。

记者：你的意思是首先得扎进去？

韩书力：对。现在热热闹闹地炒作，人还活着呢，画早就被扔垃圾堆了，这很可怕。这种短视，这种没有文化坐标，没有人生和艺术追求，我看是中国美术界的通病——叫时代病。

在别人浮躁的时候，我多少也有，但是我受智于民，受益于这片土地，西藏画家没有这么多成名赚钱的机会，我倒认为这是大家的一个福分。如果我也在北京上海，一天得接多少个电话？想思索都没有办法。所谓电话无非就是机会、机遇，人生有很多十字路口，你都在那儿徘徊张望，那么你永远都走不到终点。为什么那么多十字路口对你都会产生诱惑呢？说明你没有自信，说明你就在那儿骑驴找马。  

记者：所以反而是西藏这片土地成就了西藏艺术家。

韩书力：也不敢这么讲，对我来说，我是受益于西藏这片土地，我要感谢西藏这片土地给予我的濡染。画家能够沉得住，用李可染的话讲就是坐得住冷板凳，他们心里就不长草。西藏画家——画壁画也好，画唐卡也好，供奉、信仰是他们的第一目的，第二目的才是用画画赚取点儿生活费，养家活口。现在许多书画家可能已经没有这两个目的，就是美元、欧元、人民币。这些东西太可怕了。我们在这个圈里混了这么多年什么没见过？你的笔墨你的画，一看便知你在想什么，圈里人你是唬不了的。唬那些个贪官污吏可能差不多，唬我们可唬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