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一系列的早期作品都与性密不可分，正如著名美国作家A.M. Homes评论的：“贯穿他早期作品的主题就是性：禁忌的性，怪异的性，穿梭于家族、不同种族的禁忌之中，也许是你曾想过但不一定会承认的，极为戏剧化。”这组作品也引起了艺术界与批评家的关注，1979年，31岁的埃里克在纽约首次举办个展，初露锋芒。

上世纪60年代末期就曾有评论家宣布“绘画已死”，而80年代埃里克等一批年轻艺术家崛起之后一直在推动绘画继续向前发展。80年代初期，以埃里克为代表的新表现主义开始在美国兴起，也带动了美国油画艺术的复兴。那时的纽约激动人心，在当时开放和多元化的艺术氛围与火热的艺术市场中，埃里克逐步进入到他艺术生涯的鼎盛时期。

上世纪80年代初埃里克和太太在法国著名度假胜地圣特罗佩（San Tropez）裸体海滩度假，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埃里克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裸体海滩，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我被某种东西震惊了，同时也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回到纽约后他以在圣特罗佩拍摄的大量照片为原型创作了《海滩》系列作品。也是从这时开始，他逐渐告别了早期描绘的美国郊区家庭生活，创作方式也从早期《坏男孩》时期的完全凭借想象，转为开始尝试用拍照作为绘画原型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上世纪90年代的印度之旅重燃他的创作灵感，一系列比较激进的裸体作品都产生在这个时期。比如这一时期绘画中同时出现的大量黑白两性裸体在当时美国艺坛是很少见的，挑战了种族与社会的禁忌。埃里克关注的性别身份题材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同时也遭受了猛烈的抨击。1994年开始创作的《浪漫之旅》系列是埃里克自认最棒的作品之一，与埃里克大部分作品一样，都表现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紧张而又微妙，评论家曾形容这个系列是“赎罪的绘画”。他的绘画削弱了不同范畴之间的界限与划分，男性与女性、白人与黑人、公共的与私人的……这些区分都在他的画中消解了，成为一个混合体。

2001年的“9·11事件”对整个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艺术家的埃里克也一直在关注留在人们心中的余震。为了探寻丢失的“美国身份”，2011年5月开始，埃里克发起、策划了大型跨媒体艺术巡展“美国：此时此地”，汇聚了150多位美国最杰出的视觉艺术家、音乐家、诗人、剧作家以及电影人，计划横跨美国东西海岸的各个地区，在全美范围引发了轰动。《纽约时报》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剧作家诺曼（Norman）女士认为这个项目“给美国民众提供了独立于媒体、流行文化之外的另一种思考美国的方式”。这是一个真正“在路上”的艺术项目，它的自由性、开放性与互动性打破了一直以来在画廊或美术馆展示艺术品的传统方式。由6辆18轮巨型卡车组成的“大篷车”就像一座内容丰富的移动美术馆，成为巡回展出的主阵地。与上世纪60年代美国嬉皮士运动形似，但“美国：此时此地”更具建设性。它不是去展示艺术，也不是去教导或启示别人，而是通过艺术来和公众真正展开对话，共同来讨论美国现在的问题。

这个一生都游荡在禁忌地带的艺术家，以自己64年来不断创新的作品与行动证明着“绘画不死”，传递着他的信念——“艺术是一种鲜活、积极的爱；艺术不应该是孤立的岛屿，它是分享，它是亲密。”

记者：您曾两次到中国举办讲座和参加活动，对中国印象如何？

E.F：第一次来到中国时，我感到非常惊讶。我以为会看到很多人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穿行，我的脑海中都是对中国的固有旧印象。但是一切都在改变，我看到的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当我去鲁迅美术学院时，我以为会看到更多社会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但是我看到了许多前卫艺术和表现派的油画，看起来学生们好像更加关注个体表达而不是社会现实主义，那是一种对于传统的革命。

2011年再度来到中国时，我感觉此时的中国更像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国，就是对于未来都有一种幻想。比如新出现的各种建筑，甚至人们走路的方式等，我感觉这里有一种对于未来的乐观主义。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觉得“世界是我们的”，对未来充满期待与兴奋，所以我们设计看起来未来的建筑，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像宇宙飞船。现在北京、上海的新建筑有着相同的幻想，对未来的幻想。

记者：您对中国的当代艺术有什么印象？有没有比较欣赏的中国艺术家？

E.F：我对中国当代艺术不是很了解，大部分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我都是在纽约看到的。从我看过的作品来说，我喜欢刘小东、喻红、徐冰。我第一次来北京时策展人Karen Smith带我参观了刘小东和喻红的工作室，他们的作品风格截然不同，但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纽约后我向我的画廊介绍了刘小东，也因此促成了他在纽约的展览。我也喜欢徐冰，他的作品很美，富有诗意。
 
记者：上世纪80年代的纽约是当代艺术的大本营之一，艺术氛围非常活跃，1978年您搬回纽约居住，对当时的环境有什么印象？与那时相比，现在美国的艺术氛围有什么重要的变化？

E.F：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纽约处在艺术大爆炸的时代,汇聚起了令人惊叹的能量。在此之前，艺术界一直被美术馆、画廊、杂志、批评家紧密控制着，几乎所有人都把关注聚焦在形式主义（formalism）、极少主义（minimalism）和观念艺术（conceptual art）上，那时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抽象的。上个世纪80年代纽约的艺术氛围也更加开放和多元，女性艺术家、黑人艺术家、拉美艺术家、同性恋艺术家都非常活跃，欧洲艺术家也开始来到纽约，艺术界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上世纪80年代初期非常开放，变化的速度也非常快，充满了创意、能量、激情，有着很多争论、竞争，每个人都在大声尖叫希望被听到，那种氛围非常激动人心。

但就是在那时，我也一直在推动“绘画仍然活着”这种思想。我想用我的绘画告诉大家，你可以去画图像（imagery）来代替抽象，画图像也可以非常强大有力。现在，在整个艺术世界的版图已被很多伟大作品覆盖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年轻一代艺术家一直无法将自己准确定位在板块中，很多年轻艺术家在重复创作。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现在已经没有上世纪80年代初那样的激情、能量与冒险。这是过去与现在最大的不同。

记者：您的绘画中有很多性与爱的内容，这与您的生活有怎样的联系？早期作品中《坏男孩》（Bad Boy）令人印象深刻，这是源自您早期的童年记忆么？

E.F：我早期的作品都是想象，《坏男孩》不是一张照片或者我童年某个特殊的记忆与场景，我只是把很多童年时的不同事情结合了起来，好像写小说一样来表达我的感受。其实在那之前我有张创作叫《Sleep Walker》，我就是从那张作品开始更加敏感并创造令人震惊的画面的。我画《坏男孩》中正在手淫的男孩感觉很自然，那是在挑战社会禁忌，但我觉得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坏男孩》是关于青春期的困惑的。这之后的作品也都是在寻找、挑战各种不同的社会禁忌。

记者：上世纪60年代末期就曾有评论家宣布“绘画已死”，您为什么一直坚持相对比较传统的绘画与雕塑作为创作方式？是否曾尝试过用其他媒介进行创作？

E.F：如果你是一个画家，不是因为你选择去当画家，而是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画家，因为绘画就是你能真正理解与感知世界的方式。我也尝试过其他创作方式，但是它们都不能带来绘画带给我的强烈满足感与完整感。我非常热爱绘画，我不相信“绘画已死”这种说法。我想用我的绘画告诉大家，绘画仍然活着。画画时我全身充满了活力，有一种强烈的活着的感觉。并且我要让其他人也感受到绘画的这种生命力。我希望我的绘画能真正让人有所感受与体会，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画这些最富戏剧性的事物，触及心理、情感状态、性欲、欲望、性别认同、需求等，这些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些都是不可逃避的。

记者：近几年来您在创作风格上有什么变化？环境的变化对您现在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E.F：我是一个成熟的艺术家，我的作品总是希望能抓住此时此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作品可能是关于一个老艺术家如何活在当下，40岁、50岁、60岁、70岁时我的生活是怎样的，和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35年的生活是怎样的，这是我的作品所关注的。我想象也许10年之后我的艺术很可能是在讲一个老头儿的生活是怎样的。（大笑）

记者：您认为艺术在当代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影响与作用？

E.F：艺术是一种鲜活、积极的爱；艺术是分享，是亲密。艺术可以把人从一种经验中带往另一种经验，让你通过别人的眼睛来观看这个世界，带给你更多不同的体验。艺术把我们带离日常生活，将我们带到与日常生活不同的关系中去。

记者：2011年5月开始，您发起、策划的大型跨媒体艺术巡展“美国：此时此地”（America: Now and Here）启动，汇聚了150多位美国杰出的视觉艺术家、音乐家、诗人、剧作家以及电影人，计划横跨美国东西海岸的各个地区，在全美范围引发了轰动。这个项目的源起和初衷是什么？您希望通过这个艺术项目对美国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E.F：美国在“9·11事件”之后一直受到身份危机的困扰，美国文化正沿着意识形态的基础瓦解。我策划这个“艺术大篷车”项目，是希望大家停止指责和争吵——每个人都在把对方撕裂，那非常丑陋并且毫无建设性。所以我想通过艺术让大家来分享经历，走到一起而不是彼此孤立。

我觉得应该让美国的艺术家来创作关于美国的作品。这个项目中大部分是美国人，但也有一些住在美国的来自巴西、中东等地的艺术家。他们中有视觉艺术家、音乐家、诗人、剧作家以及电影人等。项目中的所有作品都是关于美国的。这个项目更像以前的马戏团或巡回音乐演出，我认为它打破了障碍。我的想法是带着这些作品环游整个美国，让所有人不是来讨论艺术，而是通过艺术来讨论美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共同分享彼此的价值观、信仰、幻想与失落。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