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评论的工作是什么？Pt.3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附属”团体Arts & Labor近日在Housing Works Bookstore Cafe组织了一次纽约艺术评论家的座谈会，讨论了艺术批评的工作。以下是来自《Hyperallergic》的William Powhida对在这场座谈会期间提及的问题的思考。
Arts & Labor的成员Blithe Riley坐在观众席中，他对人们提到的“有些反常”加以了评论。这强调了Arts & Labor在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志向的分离，以及艺术评论所扮演的常规角色。
我早已经在《Brooklyn Rail》了解到了艺术评论的实践，还曾与Walter Robinson在《Artnet》合作发表了几篇评论，因而我认可许多在座谈会上提出的讨论主题。在《Brooklyn Rail》，评论员们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去报道、评论他们感兴趣的任何展览，但却不会为此获得报酬。尽管我从这种评论艺术的自由中获得了极大的个人满足感——正如Ben Davis所指明的那样——但这终归是无法支撑的。难怪许多撰稿人还身兼全职或是兼职的教师身份。然而也如艺术家兼评论家Mira Schor指出的那样，评论理念而非市场（或者说不是为一个能够支付薪酬的市场而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在《Artnet》的经历就非常不同：Walter Robinson需要评论中有大量的描述性语句及价格——看起来他似乎不那么关心创作理念；而我发送给他的最终评论稿则被弃用了，稿费100美元——我当时写了一篇关于艺术家伊娃·苏斯曼（Eve Sussman）的文章，评论其带有反馈回路的音频作品与她在惠特尼双年展上展出的作品“89 Seconds at Alcaz”中的照片的布置有些关系。
在没有报酬——这是一种正在逐步发展的艺术实践，它将艺术评论融入到了作品之中——与《Artnet》施加的市场压力之间，我决定放弃这样的实践。后来在前往某个展览的时候，我在阿卡利亚大学碰到了Mira Schor，她告诉我说她已经不再写评论文章了，因为她不想参与到“那样的事业建设中”——这也是座谈会里没有讨论到的艺术评论的另一个基本功能。无论艺术评论的效力如何被削弱，它始终在艺术家的“事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Ken Johnson、Paddy Johnson、Ben Davis及Jerry Saltz等人发言之后，我了解到了艺术评论是一种能够验证某位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即使评论得到的反馈是消极的）、让他/她感到自己很“重要”的方式。作为一位艺术家，你可以被公众、评论家、经销商、策展人、收藏家以及艺术机构“挑选”出来；正是在这些选择的集合中出现了人们对于你的作品价值的共识。
Arts & Labor提及的其中一个问题是经济价值如何在艺术市场中建立、又是为了谁而建立。尽管诸如Clement Greenberg等评论家被人们看作是像“捍卫者”和“造王者”那样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在座的讨论小组成员并没有真正地谈论他们在于艺术市场中创造价值时所扮演的角色。Walter Robinson在他对Sarah Thornton的社会研究方式进行批评时短暂地谈及了上述话题，尔后则以“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简单地结束了对它的讨论。收藏家的决定——它们通过艺术品购买而表现为对资本的判断——似乎总与评论家通过评论而做出的判断和分析相悖，但我们感觉前者对艺术品价值的创造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经济以及更加广泛的文化价值通常与高价作品交织在一起，而那些高价作品则强烈地抵抗着消极的评论性判断——比如Mira Schor对理查德·菲利普斯（Richard Phillips）的评价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我还想提丹·科伦在高古轩画廊受到了广泛批评的首场个展，那场展览的作品也卖得非常好）。
这一切把问题带回到了Blithe Riley紧急的诉求上——“我们如何才能让这一切更政治化一些？”。这是艺术家和评论家面临的一个中心问题，同时也是Steve Lambert与Steve Duncombe在公开信中提及的一个问题。在面对仍在继续增长的收入不均衡以及收藏家的资本判断所产生的强效的影响时——后者可以对各艺术机构在选择其要举办的展览时产生直接影响，比如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在古根海姆的回顾展得到了其赞助人David Ganek的支持；又比如Dakis Jounnou的私人收藏在新美术馆的展出）——评论家们作用的发挥仍然与艺术家类似：他们必须形成独特的姿态以及有利可图的市场从而建立起一个固定的身份。但评论家们倾向于以他们相信的艺术家组群或是某种特定的风格或态度为中心来打造自己的身份。
至于艺术评论家的驱动力，则是在他们为之写作的出版机构的庇护下所具备的美学、社会和政治价值。这和大部分很快建立起了高认知度的商业性艺术家类似。艺术市场中成功的团队更少，因为它直接挑战了经济价值的创始和建立。尽管其的确存在于更广义的艺术界中，但是集体创作并没有通过破纪录的销售而获得普遍的赞扬。Ben Davis表示当前的环境总是政治的，而Christian Viveros-Faune则提到重点是与“规模更大的画廊与机构”的联系。他们观点的共同点是金钱的力量与小部分富有的个人通过其自身的审美、社会和政治品味对艺术市场的掌控。正如Blithe Riley所评论的那样，“合力工作是一种政治姿态，”很显然这与个人品味和判断的控制有关。
在个人主义的模式中，很少有人能表现出一种谦逊的生活姿态，正如所有的评论家似乎都赞同“报酬糟糕极了”一样。然而由于评论家们从写作实践中获得的个人满足感，他们仍然像艺术家一样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而不对获得丰厚的报酬抱太多希望。Martha Schwendener认为自己“是为了未来而写”的观点也许是评论家和艺术家们所坚持的另一个能够反击盛行的市场力量的神话。集体性的行为还保持着Ben Davis称之为“一个模糊的概念”的东西，因为物质化的现实是我们受到的培养全是倾向于个人的自我表现和利己的。为了共同利益而协作的看似明显的解决方案尚需大规模的文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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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凌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