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中，陈仁毅说道：“中国艺术品里面的‘杂项’的叫法非常不合适！”我们知道“杂项”一词是民国时期，老琉璃厂沿用下来的称呼，将一些“非主流”的艺术品以“杂项”概之。他觉得“这个称呼是非常不严谨的，怎么能把艺术品收藏用一个‘杂项’来定义。”他还对今天一些出版物将一个项目叫做“玉器把玩件”也感到大惑不解，“这未免太口语化或者太民俗化了！”陈仁毅认为，如此种种，便是对文化艺术品的一种不尊重。收藏，首先解决的应是态度。

当被问及当初缘何定位文玩杂项时，陈仁毅是这么回答的：“艺术品的项目太宽了，可以按古代和当代分，也可以按书画和器物分。在书画和器物里面还可以再细分。我1987年开始工作时，有机会接触到了大量的器物，比如黄花梨紫檀家具、文房、工艺美术、竹、木、牙、角器等等。现在听起来都是十分贵的东西，但在当时都是不值钱的，属于非主流项目。那个时候最值钱的是书画、陶瓷还有铜器。但这些东西人家已经盯了一百多年。正好我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文房类东西。所以说我就是在非主流项目里边开始成长！”

陈仁毅说：“其实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就是除了贵族跟庶民以外，中国文化在贵族和庶民中间多了一个社会阶层——被人尊称为‘文人’。我们通常说收藏分两块：宫廷和文人，文房器物也同样分这两块：一类是宫廷或贵族的文房——材料很精致，表现得非常贵气；另一类就是我们谈的文人的文房——淡雅和朴拙。”说到今天的“文房热”，陈仁毅说道，这也是经历了三十年的沉淀。“‘文房/文玩’是个很模糊的定义，到底文房应该只是笔墨纸砚等使用器以外，还是延伸到所有文房里的东西？台湾故宫博物院很早就有这方面的研究，之后很多博物馆、知名学者也进行了研究。到2000年以后，拍卖公司开始用这个做主题，于是就出现了2003年以后嘉德王世襄专拍。2005至2007年变成大家注目的项目，最后才变成大家广泛谈论的‘文房’。这个周折经过了大概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