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的地狱:参与性艺术和观看者政治 2012-11-27 09:23:11 来源:art-ba-ba 作者:claire bishop /杜可柯 译
目前有关参与合作式艺术的文献里,反复出现的几个理论参照点包括:瓦尔特•本雅明、米歇尔•德•塞尔托、情境主义国际、保罗•弗雷勒、德勒兹和加塔利、哈基姆•贝(HakimBey)等。其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法国电影人/作家居伊•德波。

人造的地狱:参与性艺术和观看者政治

The Social Turn: Collabor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社会转向:合作及其不满

目前有关参与合作式艺术的文献里,反复出现的几个理论参照点包括:瓦尔特•本雅明、米歇尔•德•塞尔托、情境主义国际、保罗•弗雷勒、德勒兹和加塔利、哈基姆•贝(HakimBey)等。其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法国电影人/作家居伊•德波。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抨击了资本主义造成的异化和分裂,同时对集体生产的“情境”进行了理论阐述。对许多左派艺术家和策展人来说,德波的批判让人深切感受到参与作为一项事业为什么很重要:它能使在资本主义生产工具性的压制下日益麻木和碎片化的社会回归人性。按上述说法,由于市场已经几乎完全浸透了我们的图像库,艺术实践就不可以再专注于制造供被动旁观者消费的物品。相反,我们需要一种行动的艺术,进入现实,一步一步(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地修复社会联系。例如,艺术史学家GrantKester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所有人都“被缩减为由原子化消费者组成的伪社群”的世界里,“景观和重复麻痹了我们的感知力”,而艺术的独特作用就在于反抗这个世界。荷兰艺术家Jeannevan Heeswijk写道:“艺术家对展示者-观看者这种被动过程不再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这样的交流实际上已经彻底被商业世界窃取⋯⋯说到底,如今你在随便什么地方都能获得审美体验。”最近,艺术家/活动家GregorySholette和艺术史学家BlakeStimson提出“在一个完全臣服于商品形式和景观的世界里,唯一的行动剧场是直接介入生产力。”就连策展人NicolasBourriaud在描述九十年代关系艺术时也把景观作为他的核心参照点:“今天,我们已进入景观的下一个发展阶段:个体从被动和纯粹重复状态转向市场力量分配给他的最小限度的活动⋯⋯此处,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变成景观的剩余。”正如哲学家雅克•朗西埃指出的,“对景观的批判”常常成为“艺术的政治”最初也是最后的依托。

除了关于景观的话语以外,过去十年的先锋艺术开始了新一轮对集体的肯定以及对个体的贬抑,后者已然成为冷战后自由主义与其后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同义词,即:私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经济实践。很多这类讨论都受到意大利工人主义理论的影响和推动。在此框架之下,拥有一技之长的当代艺术家就变成灵活、激动、非专业化劳动力的典型代表,能够创造性地适应多种多样的环境,竖立他/她自己的品牌。该模式的对立面则是集体:协同合作实践被自动看成社会团结的另一种模式,无论其实际政治如何。正如Paolo Virno所说,如果鼓舞并连接历史前卫艺术运动的是核心政党,那么“今天的集体实践则连接于构成后福特主义社会合作的去中心、异质性的网络”。大量展览和活动对这种新生“诸众”的社会网络进行了价值肯定,比如“集体创造力”(CollectiveCreativity, WHW, 2005)、“还政于民”(Taking the Matter into Common Hands,Maria Lind et al., 2005)、“民主在美国”(NatoThompson, 2008)。除了“乌托邦”和“革命”以外,集体与合作是过去十年先锋艺术和展览策划最经久不衰的主题之一。无数作品从各个身份角度处理了集体欲求的问题,例如JohannaBilling略带哀伤的录像,他用音乐将年轻人召集到一起(《革命项目》,2000,“魔法世界”,2005);Kateřina Šedá预先安排好一天的活动,然后邀请一个捷克小村庄里的所有人参加(《那里什么也没有》,2003);Sharon Hayes为同志社群组织参与式活动(《革命之爱》,2008);TaniaBruguera让盲人穿上军装,站到街头拉客(《圆房革命》,2008)。即便在并不直接是参与式的艺术作品里,对社群、集体性(无论是已经失落的,还是实际存在的)和革命的指涉也足以暗示一种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之间的批判距离,尤其因为目前的商业艺术系统和美术馆工作仍然围绕利润丰厚的单个艺术家运转。

因此,社会领域的参与项目在运作过程中似乎带有一种反抗和改善的双重姿态。它们通过将个体创作身份消解在集体合作活动中反抗了主流市场秩序,同时(用Kester的话说)超越了“否定和利己的陷阱”。参与式艺术不为市场提供商品,而是试图将艺术的象征资本导向建设性的社会变革。鉴于这些明确公布的政治以及此类作品背后的坚持,我们很容易将其视为今天的前卫艺术形式:艺术家利用非物质、反市场、充满政治诉求的项目创造出各种社会情境,继承了前卫运动让艺术在生活中发挥更关键作用的遗产。然而,这一社会任务的紧迫性造成的结果是:所有社会合作实践都被认为是同等重要的抵抗姿态,不存在失败的、无疾而终的或无聊的参与式艺术作品,因为对于修复社会联系的任务而言,它们都同样重要。我能理解后者的雄心,但我认为将此类作品当作艺术来讨论、分析和比较也非常必要,因为赞助和传播它们的机构领域毕竟还是艺术界,尽管艺术范畴始终被排除在有关此类作品的讨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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