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J.克拉克:《现代生活的画像》原版封面
显而易见的是,克拉克在以下两个重大方面,重新界定了阶级这一术语,从而区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艺术社会史研究者:第一,他认为阶级并不仅仅由经济地位决定,而是同时受到经济表象之外的其他各个表象的影响;第二,他认为阶级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本质概念,而是处于时时变化中的关系概念。
然而,仅仅指出克拉克在《现代生活的画像》一书里所要处理的,正是马奈及其他印象派画家为巴黎的小资产阶级所画的一帧画像,毕竟过于简单。克拉克对于艺术史,甚至整个艺术科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有关绘画与阶级、意识形态等传统社会学概念的全新的关系模式。这个模式(我们不妨理解为克拉克的艺术社会史观),简而言之就是,绘画并不能直接表现“阶级”和“意识形态”,只有当这些范畴影响到绘画的视觉结构,从而改变有关绘画的既定概念(传统和惯例)时,这一点才有可能。
《奥林匹亚》:对妓女神话与裸体画惯例的双重颠覆
我们试以《奥林匹亚的选择》一章为例,来观察克拉克是如何展开对马奈这一名作的社会史研究的。克拉克发现,总体而言,1865年的沙龙评论欠缺了有关奥林匹亚的身份(妓女)与阶级(不确定)的论述,除此之外,批评家们还有意无意地回避马奈的《奥林匹亚》与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之间的关系:“传统在《奥林匹亚》中被滑稽化了:它隶属于某种退化的类人猿形象,裸女在其中被剥夺了最后的女性特质、肉感和人性,而只剩下‘随便什么东西的形式’——一只来自橡胶林的黑猩猩,手挠着外生殖器。”
马奈:《奥林匹亚》
在长达十数页的对“奥林匹亚的侮辱”的条分缕析中,克拉克集中展示,甚至一一品味了当年的艺术评论中“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况味,最后提醒读者:“当然批评家们的描述属于一种诡诈、狡猾和伪善的假扮游戏:假扮的愤怒、假扮的道德观甚至艺术观。但是我们可以期望获得什么样的别的证据呢?《奥林匹亚》还能提出什么样的更好的问题——时髦(现代性)的和性的问题呢?”克拉克的结论是:“我的观点是,它改变了、甚至破坏了传统文化一直试图保持不变的东西,特别是对于裸女和妓女的看法。这也是《奥林匹亚》如此不受欢迎的原因。”
克拉克认为奥林匹亚故意背离了关于妓女,特别是交际花的神话:“交时髦(或现代性)的主要代表”,“资产阶级相信欲望”,“‘男人们作金融生意,女人们作皮肉生意’,人们很容易就能做出这种类比。”然而,这不能解释为何当年的批评家对《奥林匹亚》的强烈反应。因此克拉克继续从它对西方裸体艺术(“裸女”)的传统或惯例的颠覆着手。
他先行勾勒了在19世纪60年代关于裸女的流行观念。首先,裸体画的主要任务是要区分裸女(Nude)与赤身露体(naked)。裸女的得体形象是可以接受的,而单纯的赤身露体却不可接受。其次,欲望也并不是裸体艺术的一部分:裸体是人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从生活、社会接触、吸引力,甚至性别中抽象出来的形式。最后,裸体艺术是肉体得以“被归入秩序,使其不再成为问题的场所”,肉体和性是分离的。因此,裸女必须遵循一套保持性别一致性的传统方程式。这些方程式会告诉我们身体像什么,以及世界是如何划分为男人与女人、多毛发的与皮肤光滑的、反抗的与驯服的、封闭的与开放的、有阳具的与没有阳具的、好斗的与脆弱的、压抑的与放纵的。一幅裸体画应该证明或表现的,就是这些方程式。
《奥林匹亚》却显得处处都背离了这一方程式:首先是奥林匹亚挑衅的眼神,迫使观众需要想像整个社交生活,以理解这位妓女的想法,而不再是观看表情空濛的裸女时那般自在。其次是画法突兀僵硬,背离了观众对丰润甜美的期待。再次,是其中“生殖器位于蟾蜍般的手掌下;而这只手紧张、轮廓清晰、姿势明确”,令那些惯于假装忽略了裸女性器官的男性观众,不得不注意这尴尬的所在,这就冒犯了“任何看着安格尔或提香的画长大的人”。最终,克拉克总结说:《奥林匹亚》之所以让批评家们难以理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极大地背离了当时有关卖淫业的游戏规则,以及她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游戏在阶级中的位置。
艺术对社会现实既有遮蔽又有揭示
因此,马奈的《奥林匹亚》是对19世纪60年代法国巴黎的妓女神话(或意识形态)与裸体画惯例的双重挑战与颠覆。克拉克本人对《奥林匹亚》如何展示法国社会现实这一点,作了最好的总结:“《奥林匹亚的选择》这一章,集中体现了妓女这类人物,以及这类人物以一种全新的惊人的伪装,与一般的巴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我关注的是性和金钱、欲望和阶级流动的某种形象,开始在那个时代带有越来越强烈的隐喻力量的方式,以至于一幅画对这些隐喻的背离——即使这种背离只是部分的——也会引起恐慌。”
总的来说,克拉克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不仅承认意识形态的独特功能,而且坚持认为,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又不等同于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既有遮蔽,又有揭示的作用。他的众多著作提出的一个核心观念是:现代绘画乃是对现代生活的社会与政治条件的阐述。例如,他的书揭示了库尔贝和马奈作品中的政治内涵,认为这些艺术家的绘画作品在塑造社会和政治态度方面扮演着积极角色。在方法论方面,克拉克最出色的创举是在“意识形态”与作为一种再现的作品之间作出了区分。他的方法特点在于,界定一幅绘画中的不协调或不对称,然后将这种不协调或不对称与心理的-性的,或社会学的解释联系起来,使用符号学得出艺术品的新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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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