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纪念洪毅然先生 2012-12-13 09:22:27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高尔泰
我和洪毅然先生,相逢在1957年,分别在1957年。多事之秋,见面无多,都在匆匆中。留下一份友谊,难得后会有期,那是21年以后的事了。又11年,他去世,我入狱,仍然匆匆。

洪毅然(1913-1989),四川达县人,美学家、艺术理论家和画家,曾任西北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兼任过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美学学会会长等职,有《矿阴集》《国画论丛》《艺术家修养论》《新美学评论》《美学论辩》等著作行世。图为高尔泰(左)与洪毅然。 (高尔泰 供图)

我和洪毅然先生,相逢在1957年,分别在1957年。多事之秋,见面无多,都在匆匆中。留下一份友谊,难得后会有期,那是21年以后的事了。又11年,他去世,我入狱,仍然匆匆。明年是他的百年诞辰,刘军平先生从中央美院来信,说八十多岁的洪夫人吴芸女士,嘱我写一篇纪念文章,唤起了不少对于一位老朋友的珍贵记忆。那年他在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教书,听院长徐褐夫先生说,《新建设》二月号上的《论美》一文是我写的,风尘仆仆,从十里店来到盐场堡庙滩子我教书的兰州十中,“交换交换看法”。

 我孤陋寡闻,不知道这位四十多岁的小个子,阅历广,著述多,是美学名家,过的桥比我走的路还多。单看他戴深度近视眼镜,穿西服、打领带,一派谦谦君子风度,就有种自惭形秽之感——一种疏远之感。 还好,还有一点儿起码的礼貌,知道学校食堂里的饭菜不足以待客。带他到自己从未去过的盐场堡饭馆里,炒了两三盘什么。饭馆低小,里面拥挤嘈杂,外面车尘滚滚。阳光从乌黑屋顶的一方天窗,射进来一条明亮的金色光带,中有烟尘流动,轻柔如雾,带着驴气马息,徐徐下落。我很惭愧,连连道歉。先生说,这是西北的正常,你要学会习惯。说着,照吃不误。吃着又说,生活的气息很浓,是吧?你那个审美的鼻子,闻得着吗?一下子就解除了我的尴尬,拉近了我的距离。吃完往回走时,谈话热络起来。

他比我大二十多岁,不许我称他老师,说我们是忘年之交,少点儿礼数就少点儿隔阂。那时《新建设》三月号已经出来,报刊上对我的批判,越来越多。对于这些批判,他没有表态。只是说恭喜你初出江湖,就引得老将出马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谈久了,我也就知道了,他很正统,很主流,很美学界。他同意那些批判,认为都是好意。我说,这是没有共同语言。你们的美字是名词、形容词。我的美字,与美感同义,与审美同义,近乎动词。他问,怎么动?我说审美活动是一种不息的追求。他说不息的追求,可以解释为精进,亦可以解释为贪婪,不可不辨。

我说精进贪婪是价值判断,审美是经验事实,风马牛,也不可不辨。他说事实判断更离不开客观标准的检验。我说我不承认有统一的“审美”客观标准,任何人都无权为别人设立标准。他劝我别再说这种话了,容易引起误会。

这是难得的好意,我当时没有领会。嘴上说没有其他就没有美学,心里想这还谈什么美学。先生是带着遗憾走的。留下了西师校园里他家的地址,让随时去玩。他走后,我写了那篇后来被称为“反扑”的文章:《论美感的绝对性》,发表在那年的《新建设》七月号上,覆水难返盆。

我被“右派”后,等待处理期间,暂时无人看管,可自由走来走去。同事避之如同瘟疫,平时关系好的,遇见了装没看见。走廊里的学生群,见我过来就让开,努力往两边的墙上贴,就像来了一头阴沟里爬出来的狗,怕它忽然一抖,射出一身毒秽。

先生来信,说住址没变,盼我去玩。

他家四间房,在四层楼上。是那种成排的制式楼,外观很难看。但他的书房很大,满墙满架都是好书,开窗万重山,黄河天上来,别有一种豪华,使我十分羡慕。

另一间是画室。谈起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画家。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杭州国立艺专上学时,作品就参加全国美展了。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时期先后在成都西南美专、昆明国立艺专讲授美学。有《矿阴集》《国画论丛》《艺术家修养论》《新美学评论》《美学论辩》等著作,是少有的学者型画家。

只谈过去,不涉现在。只谈艺术,不涉政治。但我已不觉得他胆小了:招呼一个没人敢沾边的家伙进屋,绝不是谨小慎微的勾当。何况他还答应,替我保管几十本我喜欢的书。

招待十分热情,地道的美酒佳肴。我生平第一次吃到百合,印象深刻。先生说,有些菜要事先准备,不知道你要来,没准备,下次吧。告辞后,我就到酒泉夹边沟去了,连书都没来得及送去。这个“下次”,已是在21年之后了。

经过“文革”洗礼,先生家破人亡。独居一室,室内惟卧榻桌椅各一,残书两架。煤油炉钢精锅瓶罐碗筷放在屋角地上,垫以牛皮纸一张。桌上铺着毡毯,墨痕斑斑。满墙都是,大写意兰竹。以竹为多,无论新篁解箨,还是老竿经霜,都只寥寥几笔。如刀砍,如斧劈,分明是郁积的宣泄。

那几年他日写兰竹不辍,累计不下万张,床底下一捆一捆,塞得满满。正如古人所说,“喜气画兰,怒气画竹”,先生之画,无端狂笑无端哭,不似梁甫不似骚,泄露了不少天机——在中国的土地上,从稽、阮乱世到乾、嘉盛时,正派学人的存身之道,大抵如此!

读先生画,感慨系之。在他的一幅画上,写了两行歪字:“闲却经纶手,/高楼画竹枝。/先生画外意,/难画亦难诗。”先生欢喜,叫来一位同学,给照了这张照片。这是我们惟一的一张合照。

别后我去了北京,三年后回到兰州,再去看他时,他的人生之路,又拐了一个大弯。先是“落实政策”,继而“人大代表”,后又“政协委员”,并先后“入常”。《大众美学》《新美学纲要》等多种未刊著作也络绎问世。特别是,和患难与共的女友、《甘肃日报》资深编辑吴芸女士结婚,更受到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我为他高兴。

但是我的处境,忽又变得很糟。时值“清除精神污染”,向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开刀。我因几篇文章,被禁止上课、禁止带研究生、禁止发文章和出书。已出的一本《论美》,也被下架毁版。先生担心我,七十高龄,远道来访,叫保持冷静。说现在同情和支持你的人很多,越这样你越要低调。不要帮着人家,把学术问题弄成个政治问题。我回味这“帮着”二字,触摸到一种外圆内方。

省文联属下的《当代文艺思潮》杂志,在此时按原定计划,召开了一次“五位美学家座谈会”,我和先生都参加了。但迫于压力,杂志只刊出了其他四人的发言,但并未把我除名。

这次座谈会后,先生和吴芸女士,设家宴招待上海来与会的蒋孔阳先生,邀我作陪。席上,在蒋先生提到洪先生和朱光潜、伍蠡甫等联名上书要求重视美育的事时,洪毅然先生说,“美育育人,不是要装满一个桶,而是要点起一把火。”
旨哉斯言,掷地有声。

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在第二年——1984年。准备离开兰州,去向先生告别。在提到“座谈会事件”时,他动了感情。说,“老谢(编者注:《当代文艺思潮》主编谢昌余)是个,有种的汉子!”一字一顿,掷地有声。先生话外意,难画亦难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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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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