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炒家多而藏家少

记者：你认为东西方艺术品市场的差异性大吗?

杨小彦：差别相当大，其表现就是，一，中国艺术品市场一直都处在某种混乱状态中，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绞在一起，画廊和拍卖行功能不分。很多时候，拍卖行还比画廊要强势，甚至代替了画廊的作用。西方在这方面大概比较正常。

二，与西方和北美相比，最大差别是税务政策。在西方，收藏艺术品是免税的，这是一项很重要的税务政策，导致许多财团和企业，还有一些私人机构，比如会计事务所和律师行之类，都有自己的画廊，这不仅表达了他们对艺术的热爱，最重要的原因是免税。他们把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投资到艺术品市场中去，收藏艺术品，艺术品本身既可以升值，投入的资本又可以免税，何乐而不为?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税务政策的支持，支持了西方企业对艺术品的投资。中国缺少这方面的有效政策，便无法真正有效地鼓励企业和富人投资艺术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此外，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扩大，艺术藏家却越来越少，相反，炒家却在不断地增加。这些炒家其实并不是真正地热爱艺术，他们只是在炒作。炒作和收藏，毕竟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和中国艺术市场的空间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张晓刚的油画，1996年大概一万到几万美金不等，2005年，纽约苏富比第一次拍卖亚洲当代艺术品时，他的作品拍到了96万美金。这个升值幅度当然极大地刺激了炒家的欲望，让他们涌进中国艺术品市场，翻云覆雨。仅仅短短十来年，中国艺术品就升值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这说明，随着艺术品价格的提高，炒家就会越来越多，而藏家则肯定越来越少。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象，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多是炒家，而在西方，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则是藏家，他们收藏艺术品，也进行艺术品投资，但往往以收藏为主体。在西方，还有很多的大藏家，在他们即将离世时，就会把其一生的收藏奉献给社会，建立私人美术馆，回馈大众。美国著名的古根海姆美术馆，英国泰特美术馆，就是其中的例子。但是，我们能够期望那些炒家以后会做这样的事吗?这就是只有炒家而缺少藏家的悲剧。

记者：你觉得东西方艺术品市场的交流能否碰撞出火花?

杨小彦：在西方，他们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分得很清楚，也有很多富有经验的收藏家。当然，我们也不能美化西方的这些藏家，因为他们在合理的范围内，也有做炒作的事。在西方，收藏家兼炒家很正常，关键是其中的比例，以及其目标，包括目标背后的价值观。因为人家的市场成熟，知道如何炒作艺术品，所以他们往往比中国人更敏锐地发现中国艺术品市场有利可图的前景。

今天看来，不少拍卖到天价的当代艺术品，我想大概就是他们炒出来的，他们，也就是西方的那些目光敏锐的艺术品藏家兼炒家，很早就意识到市场的空间，他们比我们更会炒作，也正是他们进入中国艺术品市场，最后才造成了今天的现象。他们进入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把市场炒起来，然后我们的一些收藏家追随在后面，等到了某个拐点，人家就理性地退出了这个市场，甚至把作品抛售出来，让中国后起的炒家进来玩。客观来说，也许正是这些个有眼光的西方炒家兼藏家，是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最早的获利者，而且是获大利，而不是小利。艺术品炒到天价，就是其中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