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玉洁: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人文特征(二) 2013-01-16 10:19:05 来源:艺术国际博客 作者:佟玉洁
后女性主义艺术首先表现在对性别自身的否定上,性别解构性的话语成为了艺术主体性的权力话语,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此时,与前女性主义艺术文化质疑性的艺术生产不同,后女性主义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身体快乐性的艺术生产。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即 身体与艺术。

二、后女性主义艺术的人文特征:身体快乐性的艺术生产

后女性主义艺术首先表现在对性别自身的否定上,性别解构性的话语成为了艺术主体性的权力话语,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此时,与前女性主义艺术文化质疑性的艺术生产不同,后女性主义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身体快乐性的艺术生产。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即身体与艺术。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中来看,肉身化的身体作为社会化的身体一种存在方式,影响并且作用着社会化的身体。《圣经》中由亚当身体生产的女性公民夏娃,开始了古典社会性别生产秩序的男性中心的霸权主义,女性的生理性别身份来自于并臣服于男权话语的政治秩序中身体疆界的建立,此时,女性生理性别的规范化就意味着女性肉身化的身体成为了社会身体的本身。最终导致着女性主体地位的丧失。纵观历史,性别被纳入了带有政治歧视的肉身身体符号体系的同时,也被纳入男性中心霸权主义的社会身体的符号体系。后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说:“把女人等同于性别,是把女人这个范畴与她们的身体外在的性化特征混同,是拒绝给予女人自由和自主权,就好像这些理当是男性所享受的一样。因此,要打破性别范畴就得摧毁一个属性——性别。”(《性别麻烦》)朱迪斯·巴特勒反对把性别与女性身体建立联系,并认为性别是根据人的内心的需要虚构出来的,带有表演的色彩,而身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说的:“在这个文化价值概念的隐喻体系里,历史被比喻为无情的书写工具,而身体是一个媒介,它必须被摧毁、变形,以便让文化得以产生。”(《性别麻烦》)当代艺术的本质是文化的生产与建立。伴随着文化的生产与建立是它前文化的摧毁。当性别概念本身成为一个被“摧毁”对象,作为性别符号的肉身,不仅突破了由父权话语制造的女性社会身体的总总不平等的界限,而且争取到了更大的社会领域驰骋的文化空间。如中国女艺术家鲁飞飞和英国女艺术家海伦·玛莎共同创作的行为影像的作品《哀悼基督》,分别用女性性别身份、血迹和死亡的头盖骨等元素,把一个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男性雕刻家米开朗基罗的经典雕刻的艺术,通过戏仿的过程,变成一个女性性别的死亡仪式。从作品的实施现场可以看出,由两个相同的女性性别身份共同制造了一个性别“谋杀”的现场,旨在质疑性别身份合理性。如果说男权制下形成的女性身体疆域的历史观,就是前文化的墓志铭,那么后文化是在解构了男权制形成的女性身体疆域历史观的同时,完成的身体建构必须是“构成身体的适当界限、位置与交换的模式”(朱迪斯·巴特勒语)的产生。此时,那种身体疆域是社会边界的本身的封闭性与霸道性必须加以摧毁。取而代之的是身体的建构性与开放性。

中国后女性主义艺术所关注的身体建构性与开放性,恰恰表现出了性别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是身体观念维度的不断地扩展,在打破了肉身化的身体和社会化的身体界限的同时,把肉身化的身体表演纳入社会化的身体思考范围中。如女艺术家吴笛的雕塑作品《你》,是一个寓意深刻而又具有表演性的作品。作品塑造了一个巨大的苍蝇头。苍蝇头由无数个镜面组成的复眼,无论谁走到这个作品当前面,都能看到无数个我们自身。不管你是女性,还是男性,性别的不确定性更增加了性别的表演性。当然,从作品本身来讲,塑造的对象是苍蝇,它的负面形象让作品具有了某种的意味。所以当人们在苍蝇头的无数个复眼面前伫立时,看到的是无数个被对象化的自身。有趣地是吴笛为自己的雕塑作品苍蝇头与第二性的人称代词“你”字戏剧系的相遇,被对象化的人群的时空维度的扩展,在制造了不同性别身份的身体快乐的同时,也是对被苍蝇对象化的负面的人性的一种批判。吴迪的作品通过被苍蝇对象化了人性的镜像文化,把中国当下被物欲膨胀的云云众生的负面的东西无限地放大,就像在无数苍蝇头的复眼面前看到无数个对象化的自身镜像——人性负面的肮脏与丑陋。当我们在看到了已经肉身化的自我和被对象化的自我,这种身体的建构性与开放性,是被物欲消费主义异化的人类身体的一种质疑与批判。吴笛的雕塑作品的多维性表达,也是她智性思考的结果。

如果说吴笛的作品《你》,是通过被苍蝇对象化了人性负面的镜像文化质疑与批判,那么,艺术家张朝晖的作品《镜面人》,则采用由不锈钢板截裁的人体形状的镜面,与人捆绑在一起形成镜面人的概念,在与受众的互动中呈现的人类性身份多样性的存在与表达时给予的尊重。张朝晖作品中的镜面人采用的是公厕流行的男女人体符号。当男镜面人开始行走,与镜面人建立空间关系的人或物,发生了互动的文化效应。有趣的是,在男镜面人前驻足的女性,很快因为镜面影像的投射,就变成了女镜面人。此时,两种性别文化的叠加,戏剧性的融为了一体,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文化理念:雌雄同体。如果男镜面人遭遇的是男性,那么男性性别身份再次得到强化。由于镜面人的人体符号始终处在移动状态,性别的表演的不确定性,更增加了镜面人的快乐性与戏剧性。张朝晖的《镜人》行为艺术作品的可表演性说明,性身份是可以建构的。正像有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性身份不仅能构成为社会控制和规范化的根源,而且成为反社会控制和规范化的动力。当人们在与张朝晖的作品《镜面人》的行为艺术发生互动中,发现男女文化可以相互影响、相互重叠这一有趣的现象时,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即传统的男女两性性别身份是可以越界的,传统的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可以改变。此时,传统意义的男女性别规范彻底地被颠覆了。

在后女性主义理论中,把性别的表演、角色的反串视为酷儿文化。如同酷儿政治的建构性的特征,中国的酷儿艺术中的角色表演,把性身份具有的建构性看成是一种真理。换句话说,真理本身所具有的建构性,不仅与性身份的建构性保持了内在的一致性,而且也为中国艺术家跨性别的酷儿艺术的生产带来了可能性。性身份的建构性表明,性身份的拒绝标签化过程,使性身份始终处在流动的状态中。而性身份所具有的流动性来自性别身份的超越性。而性身份的流动性的理论视野,扩大的中国酷儿艺术的文化质疑与批判的维度。使中国的酷儿艺术成为酷儿政治的权力话语方式。同时酷儿文化虐恋艺术也成为了中国后女性主义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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