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从艺术创新所需的社会环境看，时代已进入21世纪，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大好年代，给艺术的繁荣发展带来了好的环境。但我们也看到，以市场来衡量艺术作品的价值，以官位高低来衡量艺术作品的优劣，以模糊的理念来影响艺术发展方向的不良风气也越来越严重。由于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艺术创新作品评价标准、创新艺术人才的认定培养等机制，真正以艺术本体为标准，以艺术自身的规律来推动艺术创新发展的难度依然很大。所以急功近利的人都喜欢走捷径，靠谋取地位、权力来获取名利，艺术创作跟着市场走。而且他们由于成名早，社会活动多，消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即使再有艺术天赋也会消磨殆尽，失去创新的动力。更有甚者，一些保守思想严重的“权威”人士，会认为创新是在动摇传统，是在制造麻烦。在这种现实环境下，那些没地位、没话语权的底层艺术家，虽然独具艺术个性和原创精神，仍难逃被忽视、被排挤、被埋没的命运。即使出现了天才的艺术家，也只能默默地为艺术奋斗一生，要想脱颖而出，为艺术发展做一点贡献，难度是可想而知了。
李伯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位痴情创作的殉道者，54岁时倒在了还未完成的《走出巴颜喀拉》前，让人感慨，让人悲切。这样一位将画画当生命来看待的艺术家，在世时，艺术道路并不平坦，两次报考美院都没被录取。这是他艺术水平不过关吗？美院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像他这种天才画家怎么会被拒之门外呢？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考试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给他的艺术人生增加了几分痛苦。他英年早逝，没有留下更多的作品和理论著作，这是美术界的一大损失。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绘画也已有千百年的发展历史，通过历代画家的不断创造提高，传统山水、花鸟画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要为它添砖加瓦，创造出与古人不同、与今人不同的作品，为中国绘画增添新因素，实际上不比科学发明容易。但是每一个时代总有一些人不怕艰难困苦，全身心地投入到真正的艺术创造中，为了艺术，为了创新，熬尽自己的一生。虽然真正的艺术创造有这么艰难，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洗礼，真金总是要发光的。真正有突破、有创新、有生命力的作品，最后总是会被发现、被认可，这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因为历史是公正的、客观的、
西方有法国印象派的马奈、莫奈，荷兰后印象派的梵高等，我们国家同样有为了艺术、为了创新而艰苦奋斗一生的艺术家。在科学现代化、社会通俗化、文艺作品逐渐往通俗易懂、大众化发展的今天，在艺术成为一种赚钱的手段、不会运作的艺术家很难生存的今天，不知道有多少真正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与马奈、莫奈、梵高、李伯安同命运，得不到社会的重视，在无援、孤独、困苦中离去。梵高的境遇教育了荷兰人，今天的荷兰人对梵高都有一分歉疚感，因而也增加了对梵高的敬仰。荷兰政府也提出对艺术家要多一些关爱、尊重、理解和宽容，绝不让荷兰历史上出现第二个被埋没、被冷遇的梵高。荷兰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应引起重视呢？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有创造性的民族。艺术创造虽然属于个人行为，但这种创造不光是个人的，也应该是属于整个社会，属于全人类的。真正有学术性、有创造性的艺术作品应该都是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能经得起时代检验的，以后也应该能成为新的传统。我们不能被古人创造的光辉传统所淹没，应该有当下我们的存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国泰民安的年代，也正是一个艺术发展的好时机。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像我们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这么多的画院、艺术院校及专业创作机构，养了这么多数以万计的画家，如果再加上体制外的美术家，队伍之庞大，艺术繁荣是毫无怀疑的了，但繁荣不等于发展。只有创新，在某一些方面超越古人，才是真正地为中国画创作增添新因素，中国画艺术才能向前推进。艺术界应该反思，我们这些所谓的艺术家，到底为中国艺术的发展做了些什么？在21世纪，我们的艺术界能否再出现像蔡元培、徐悲鸿、陈师曾等负有民族文化责任心、能识“千里马”的伯乐，用他们的慧眼去发现、支持、关怀那些真正为艺术创新、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的艰难的艺术苦旅者。我想这是值得我们美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当前迫在眉睫去深刻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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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田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