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川《No.24》纸本设墨 NO.24 ink on paper 90×97cm 2005
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
王川曾经是中国的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参与者，他的《再见吧！小路》和《墨﹒点》，都体现了当时的年轻一代中国艺术家的美学追求，即 “伤痕艺术”和“存在主义艺术” 。然而，从一九八零年油彩作品《再见吧！小路》到一九九零年装置行为《墨﹒点》的蜕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王川艺术的一个潜在的精神特质，即不明原因的“两极分化”，他从具象突然跳跃到抽象，从对情感的描绘直接飞跃到对概念的呈示。
和大多数抽象艺术家不同，王川不是通过对自然物象的“变形”或“抽离”的方式慢慢地进入到抽象画的领域。他直接从观念入手，从几何化的纯形式入手。他早期的抽象画，基本上属于冷抽象，是他抑郁心理的一种展示。在“八九后”的那个非常时期，他相信自己获得一了种启示，获得了宗教（无论是基督教学还是佛教）的经验，这种经验逻辑有序，无法用具体的形象来展示。他相信只有几何的形式才能对应自己的经验。他选择了油彩。油彩的制作感显然比水墨画的那种随意性和偶发性更容易与理性和秩序感相比附，他试图压制和清理自己的那种浪漫的情绪。然而，和以蒙德里安为代表的冷抽象不同，在王川的作品中，时时会显露出一些抒情的色彩，一些骚动不安的笔触。事与愿违。王川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体现的并不是冷抽象绘画的那种宁静的思绪，而是一种抑郁的情绪。狂躁的情绪潜伏在意识深处。没过多久，他的这种被压抑的狂躁情绪开始以水墨画的形式释放出来。上世纪九十后代后期，王川绘画中的表现性因素徒然增长，扭曲而又紧张的线条，奔逸的墨块，动荡的构图，画面中的一切元素都向着神经质的方向发展。放肆的笔锋中裹带焦虑不安，抑郁虽然被挤到了边缘，却又顽强地向画面的中心袭来，狂躁与抑郁在这里盈虚消长，互为表里，互相生发。于是，王川寻找到了自己的艺术精神，即：神秘的矛盾性，或者说是双相情感障碍。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王川具有双相情感障碍的某些特质，这种特质在他患癌症后尤为显著，也许它是化疗的副作用。他既兴奋激动，情绪高昂，又悲观消沉，心灰意冷。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思维奔逸，言语滔滔，自命不凡，话题常常随境转移，观念飘忽，音意相联，舌头超越大脑，虽然声嘶力竭，却毫无倦容。他可以连续几天通宵达旦地在一个斗室里作画，精力异常旺盛。然而，过度的体能消耗，也会使他的情绪在短短的几天内迅速地转入低迷。他开始终日无语，郁郁寡欢，离群索居，在一个小小的渔村呆呆地看着日出日落，陷入忧郁的深渊。王川终究未能平静，种种臆想，如潜流暗波，时时涌起，稍歇片刻的狂心，随之又如脱缰野马。他是以躁狂型为主而与抑郁交替出现的双相情感障碍者。然而，和普通的双相情感障碍的病人不同，王川的交替间隔时间较长，有时狂躁的情绪可以长达一年。不懈的绘画创作，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时常处于心理的两极而未能得到片刻的平衡。他有时也会试图追求一种平衡，但又会迅速蔑视这种平衡，视这种平衡为庸俗。形而上的遐想和形而下的焦虑，始终困扰和折磨着他。这不仅影响了他的生活――一种职业流浪者的生活，“在流动之中增值” （刘小枫语）,也成就了他的艺术。
这里，我们对王川的这种狂躁作一些解析。从一般临床学角度来说，这种狂躁是由生理向心理发生的，而在王川这里，我们则更愿意将其解释为生理与心理互动的、甚至正好相反：即由心理向生理发生。这里有他个人的精神发展史作为解释的依据。王川曾经阅读过大量西方的哲学著作，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带着“那些神秘生活的意象”（叶芝Willidro Butter Yeats）去理解和解释这些原典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王川沉湎于柏拉图的思想，他把柏拉图笔下的诗人理解为艺术家，相信艺术家完全凭借灵感进行创造。柏拉图在谈到灵感时这样说道：“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 王川曾经十分钟情于“迷狂”的创作状态，他相信正是在这种迷狂的状态中，人与神得到了沟通，自己的画笔就能替上帝说话。九十年代末期，王川又阅读了大量藏传佛教、克里希那穆提和邱阳创巴仁波切的著作，他把“疯智Crazy Wisdom”与自己的那种迷乱中的妄想互相混淆，用颠覆常规且通常不可预测的行为来展示智慧。他的词汇也从柏拉图的“灵感”、“迷狂”转换到了佛教的“般若”、“疯智”，并时时出现在他的画面上。他试图表明在证得无我之后，能量将无边无际。他的这种观念成了连接自己的激情与神启的紧密纽带。激情的渲泻，需要放纵的笔法。那一时期，他非常迷恋于中世纪绘画中那种特有的奔放交错笔触，如《圣马太象》（约公元830年，见附图），他觉得这种笔触与圣马太受到灵感的激励而写神谕的状态非常相似。这种笔触展示了古代西方绘画中前所未有的东西，它充满激情和感性。贡布里希在谈到这幅画时曾称这个时期的艺术家懂得了在画中表现他感觉（felt）到的东西。古代的埃及人只画他们“知道”（knew）的东西，希腊人则画“看见”（saw）的东西。王川显然不满足于画“知道”和“看见”的东西，他要画自己“感到”的东西。
王川把这种艺术创作中的激情－灵感与宗教的神启思想联系在一起，为自己的表现主义的笔法找到了一种理论依据。这使得他更加沉湎于迷狂，沉湎于自己的感觉。于是，从心理出发，他的身体状态也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极度的亢奋，导致长时间的失眠，长时间的失眠，使他的生活陷入混乱，混乱的生活又使他产生种种幻觉。他继而认为这些幻觉来自天启，来自神授，是智慧的展示――这就是他所“感到”的东西。虚弱的身体使他的这种幻觉百倍地增长，他极度陶醉而不能自拔，言语和行为变得越来越出奇和怪异。他活在一个完全自我的世界里，只是当抑郁向他袭来时，他才开始感觉到这个乏味的现实世界的存在，幻觉也慢慢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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