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弘春里8号”画画
其实，可以用另一个较吸引人的题目，例如：“奇才沈爱其”，或者“怪人沈爱其”。
但是，还是用了这个题目。因为，爱其是个真正意义上的画家，他说过：“画画是我的第一生命，我的生命就是画画。”
有人问：沈爱其是谁？
这倒是真得，许多人不知道他。可是在湖北武汉画坛，他的大名无人不晓，不少人把他视为“奇才”，他脾气古怪也是众所周知的，有人说他“狂”，有人说他“怪”。
但他却有许多知音，我是其中之一。我还写过一篇文章介绍他——那是在1980年。迄今已十有七年了。
我同沈爱其相识于1971年，我们同年生，那时我们刚好30岁，而立之年。他经友人介绍来我家，头发蓬乱，穿着随便。我们谈画画，他说：“画画要有自己的个性。”
在那年月，能这么说，不容易。
然后，我回访他，他的住处异常简陋，是间旧得要命的房子，仅有一扇小窗，像是一间囚室，发潮的墙壁山挂着他的画——苍莽的群山、浩瀚的大江和生气勃勃的绿树……一霎时，我忘了自己身在囚室般的小屋里。
总之，我们成了朋友，一直到现在。现在的他仍像过去的他。对于他，好像世界上只有笔墨纸砚，虽然他有一位支持他的贤惠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我和他在一起只有一个话题：中国水墨画，中国画辉煌的过去和必然辉煌的未来。
我希望爱其有辉煌的今天，今天便有辉煌的成就——这是可以达到的，以他先天的天赋和后天的功力。我愿为此尽心尽力。作为他的朋友和知音，我写他的文章介绍他，他的作品同时发表在报刊上。但他似乎好像不怎么在意，仍然画他的水墨画。
在80年代初，我已经成了一名武汉的作家，我同武汉美协当时的负责人很熟，便向他推荐了爱其的画，很赞赏，特地在美协让出一间房，让爱其画画，甚至想把爱其调入美协，成为拿工资的专业画家。
一次很好的机遇。
但机遇失去啦，有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爱其崇敬已故的大画家石鲁，画风相近。过去石鲁便以“野、怪、乱、黑”而懁难，爱其呢，他的画也是狂放不羁的，加之他独来独往，不懂交际更不懂逢迎。那是，他正在创新——他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均有独特的生命，哪怕是一座山也有自己的骨骼、经络和血液心脏。他想创造一种“经络肌理”，以别古人常用的“披麻肌理”和“斧劈肌理”。他笔下的山仿佛布满了毛细血管，正在伸缩跳动。我觉得是成功的，但是有些人却接受不了。他们不喜欢爱其和爱其的画，非议颇多，这非议传到爱其耳朵里。他没说什么，笑了笑，仍下画室，走了。那位赏识他的美协负责人未能留住他。这位美协负责人去年去世了。愿他在天之灵安宁。
后来又有一次机遇，武汉画院成立了。画院的秘书长是新调来的书画家易志群，我们一见如故，我又向他推荐了爱其。他看到爱其的画，大为惊异，认为爱其是画坛上的佼佼者。经过易志群的努力，爱其成了武汉画院的“院外画家”，能享受画院的福利待遇。这也算是难得了。爱其也满意。
易志群、我，还有其他一些朋友，都希望爱其办一次画展。这是很容易的事。只要爱其从他的画作里拿出几十幅来即可，而且一定会有相当的影响。但不知为什么——我现在不很明白，爱其却岿然不动。催他，他笑而不言，我知道爱其有些并非怪癖的怪癖：一、他极少赠画给他人；二、不卖画；三、不参加画展。但办一次个人画展是可以的吧？难道你的画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他的画有强烈的感染力，大概是70年代末，他画了一幅《蟠桃图》赠我，我裱起来悬于壁，那时我还未进作家宿舍，住在一间旧的两层阁楼里，站在楼下便可看到这幅画。一天晚上，一位艺术鉴赏力很高的写诗的朋友来访，一进门，他就指着《蟠桃图》对我说：“谁画的？真好！刚才我在楼下，那么远，仍感窗内的这幅画气势逼人，了不得！”
但是，能看到他的画的人却很少，对此我无可奈何。
有一次脾气甚好的易志群生了气。那时中央级的权威刊物《中国画》决定为武汉画院出个专辑，画院的院士们都要交作品。但爱其却迟迟不交。但我知道他画有不少新作——我看过他为新作摄的照片。挑两三副不就行了么?我劝易志群勿动气，等着。又催爱其交作品。后来总算交来一幅画：山水。可能是70年代画的。只好以此登在90年代的刊物上。然而，并不逊色，我以为。我后来劝易志群说，也许是爱其认为他的新作不成熟，不愿张扬于世。
老易叹了口气：“把他没办法。只好由他了。不过，你得转告他：他的脾气得改改。世界上，像我这样的好人并不多。”
爱其好像没事的。有易志群这样的好朋友，当然没事。
但是不久，易志群一家人调往海南大学。老易一走，爱其便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武汉画院——仿佛是因为有易志群这样的好人，他才来到画院的。
他就是这样一个任性的、不大合理的人。
既然如此，我也就只能听之任之。我们都不年轻啦，都年过50了。各有各的事业和家庭。爱其也不常来，我不知道他在画什么，甚至不知他在怎样生活。
1993年却是我的“绘画年”，这一年我以作家的身份先后在武汉黄鹤楼公园、湖北省美术院、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并出版了一本自选画集。
这年年初我在黄鹤楼公园办画展的时候，爱其来祝贺，并为我画了一只冲天的大鸟，他笔下的这只鸟，人间所无。
我送了本画集给他，他看了看，评价是：“你这本画集不是多余的。”这大概是相当高的评价了。
我再一次催他：“我不是画家，可是办了画展出了画集，你应该办画展出画集了。”
他仍然笑。爱其的笑也有特点，不是大笑，也不像微笑，而是似笑非笑的笑。
他像往常一样，又一次从我面前消失啦，许久见不着他。我想，他大概画画去了，为画展做准备。这回我想对了，也可说想错了。他确实在画画，但并非为办画展。
大概3月底，爱其出现在我的家里，我还没用开口问他，他就谈了这段日子的作为。
“我已经完成了两个空间，”他说，“从面转到立体，从内空转到外空，中国画讲的是点和线，这回我考虑的是立体，六个面，明天你去看看。”
我不明白他说些什么，后来明白了：他在一幅空屋里作画，在两间房的四壁及天花板、地板（既六个面）完成了两幅“作品”。就是想象不出他画的是什么。
而且，谁愿意把房间让出来交给爱其画画呢？
“你去了就知道了。”爱其说：“我还邀了严其昌，他也去的。明天早晨9点，我等你们。”
严其昌是为画家，我们的好友，武汉晚报的编辑。
爱其给我留下了地址：汉江二路弘春里8号。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来到江汉二路，才知道弘春里已从地球上消失，这里被某房地产公司收买，旧房全面拆除了，眼前是一片瓦砾，而在瓦砾中，居然留存着一栋30年代的旧楼房，二层，还有一个庭院，有铁环的大门却紧闭着。茫然之际，其昌也来了。
“爱其是个奇人，”其昌笑道：“我们来观赏他的奇画。”
“弘春里8号在哪里？”我问。
“我也不知道，”其昌说：“问问。”
一问，方知那幢孤零零立于瓦砾间的楼房便是“弘春里8号”。我奇怪它为什么未被拆除，难道是让爱其作画？现在也不明白。
敲敲门上的铁环，黑漆斑驳的门吱呀呀开了。是爱其。他很高兴我们如约而至。我们走进门，眼前是一个小庭院，有一颗茂盛的丁香树，靠墙还有一棵如臂粗的古藤，沿墙而上，攀岩到二楼壁上，这古藤少说也有百余年了。
爱其把我们引进楼里，让我们欣赏他的“空间”：一间30平方的空房里面是以墨线勾勒穿插的丛林，几只怪鸟出没其间。另一间30平方的空房画的是林莽，古树和飞舞的藤萝交缠在一起，这些墨线组成的藤萝又蜿蜒而粗，一只延着楼梯冲上楼去，一只同外面的古藤相连……我觉得仿佛身临墨阵之中，因为不仅四周的白壁，连天花板和地板上全是爱其的笔迹。
“了不起”！其昌说。
我不知说什么好，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空间”，这样的“作品”，我不知道爱其画了多长时间，用了多少颜料和墨汁。
地上，脸盆里装着墨汁。碗里装着颜料，有几只大毛笔，一只大毛笔绑在竹竿上——用来画天花板。
爱其没有问我们的感受。他说：这幢楼的空间全画满大门来不及了，过两天这幢楼便要拆掉了。
我和其昌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幢楼如果夷为平地，那么，爱其创作的2个“空间”将随之消失。
“应该保存这幢房子”。爱其说
可能吗？北京王府井的吉祥剧院都无法保留，尽管那么多专家都为此呼吁。谁为这幢房呼吁呢？保存的原因只有一个：里面有爱其创作的“艺术空间”。房地产开发公司也好，市政府也好，可没有谁管这件事，除非这幢楼的墙上有达芬奇的画或孙中山、毛泽东的手迹。
爱其是个艺术家。他似乎只有艺术思维。
我们暂时不谈这2副“作品”的价值、内涵和创作意图及过程。先得考虑保留这幢房子的可能性。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我提了一个实际的、可能的方案：“我同电视台的朋友联系一下，让他们把你的作品拍摄下来。”
“只能这样了。”其昌说，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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