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马上同武汉电视台的一位朋友联系，他对“奇人奇画”很感兴趣，第二天便带了2位助手和摄影机前来拍摄。那天，我把老诗人曾卓也请来了，他也进入了画面，曾卓惊奇地欣赏着爱其创造的两个“空间”。他已经入古稀之年了，也许是第一次看到了这样的作品，他只是惊叹，却说不出什么意见来。爱其那天兴奋而激动，他是很尊重曾卓的，说了许多他的看法和想法。遗憾的是，不知道摄像机出了什么问题，只录下了画面却未能录下声音，我们之间的交谈随风而逝了。

过了两天，“宏村里8号”便永远消失了，爱其的惊世之作随着砖石的崩裂不复存在。好歹留下了两盒录像带，我给爱其一盒，我留下了一盒，除了我同其昌外，还有些朋友也来观赏了爱其的作品，林莽和怪鸟留在他们的记忆中，记得有这样一些议论：

“表现主义加行为主义。”

“全方位贯气——有气势。”

“创造——毁灭——再创造。”等等。

我到很欣赏“创造——毁灭——再创造”这种看法。因为这2个“空间艺术”确实毁灭了。而爱其仍在继续创造。他画他的画去了。但我不知道他又画些什么。
就这样，时间进入了1994年。

这一年的年初，武汉市政府颁布了“禁烟令”——禁止在城区燃放鞭炮。

就在“禁鞭令”实施的前一天，及1月14日，爱其邀请我和几位朋友晚上在一家“蔷薇餐厅”一聚，我以为他要办画展或创造了新的“空间”。去后才知道，他是想在禁鞭前，痛痛快快喝点酒，放一挂5000响的鞭炮，好吧，放吧，鞭炮之后饮酒，爱其并不会喝酒，喝上一口便脸红，那天他喝点酒，很兴奋，他认为武汉是一块“宝地”。在这块“宝地”上理因出很多了不起的艺术作品。

为什么呢？

爱其红着脸解释道：“看地图就知道了——中国是只鸡，湖北是鸡蛋，武汉是蛋黄。”

没有谁反驳，也没有同意。我平静的对爱其说：“爱其，我还是句老话，你该办个人画展了。你今年要是不办画展，我就不理你了！”

爱其愣了一下，笑了，说：“好，一定办，今年春雷一响我就办画展！” 

于是，大家为爱其办画展而干杯。

记得，那年响了春雷，但却不见爱其的踪迹，别说办展览了，我也理解，办画展需要经费，但这也未必是什么难事。我问过湖北省美术院展览馆负责人，他知道爱其的大名，愿意免费提供场地。至于其他费用，大家凑一凑就够了。关键是爱其，而不是别的什么因素。

那时，我正准备写一部介绍武汉第三大商场“汉阳商场”的报告文学，这是一家靠拼搏奋斗起家的、很有特点的企业，总经理张宪华是个有事业心并喜欢文学艺术的年轻人。我同他成了朋友。有一天，张宪华到我家来聊天，谈文学谈艺术，我突然想到爱其，便问张宪华：“武汉有位了不起的画家，你能不能帮他一把？”

“谁？”张宪华问。

我没有回答，我拿出那盒记录我和曾卓观赏爱其“艺术空间”的录像带，放进录像机里，让张宪华观赏。

张宪华看完这部只有一刻钟的“纪录片”，很激动。

“这是位真正的艺术家！”张宪华说，“了不起，是个天才！”

我详细的介绍了爱其的情况

“需要我帮什么忙？”张宪华问

“帮他办一次画展，如果可能，帮他出本画集。”我说。

“我想，没问题。这也是为武汉的文化事业更加繁荣嘛。”张宪华爽快的说“我们‘汉商’应该为此尽点力。”

他希望同爱其见见面，商谈办画展出画集等事宜。

“现在是4月，最好6月办画展。”张宪华说

我马上找到爱其家中去，门锁着。第二天一早又去，总算见着见他，高兴地告诉他这个应高兴地好消息。爱其也高兴。

“你准备点你的作品的照片，给张宪华看看。”我叮嘱爱其，“什么时候去，你打电话我，我通知张宪华，约个时间见面。”
爱其点头同意。

但是，他一直没有来电话，我急了，又去他家，门又锁着，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张宪华倒关心此事，问我。我只能含糊地告诉他：“这位画家外出写生去了。”

爱其又失去了一次机会。失去了一次常人的欲得而不可得的机遇。

既然如此，我也心灰意懒，不再为爱其操心了。何况我也忙，既然写“汉商”还要编本自选文集，何况那年夏天举行第15届世界杯足球赛，我哪儿也不愿意去。

再见到爱其时，巴西队早已夺冠，已经是1994年的秋天。但爱其似乎忘记了这件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所以，我绝口不提。我很生气。我想，再也不谈什么画展了。但是，一见到头发已经花白的他，我又心软，仍然旧话重提。他听着，像过去那般笑，而我却无可奈何。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究竟有什么打算。

关于他还有许多可写的事。例如，有一年下雪，他邀我去东湖梅园赏梅，我去了，他还邀了老画家汤文选、鲁慕迅、冯今松。这三老都赏识爱其。走时，才发现他在梅园的大厅里画了巨幅的红梅图，满满占了一面墙，另外还画了一张10米长的墨梅长卷。这两幅均可视为精品。更难得的是那天由三老和爱其合作了一幅《红梅图》，四种风格迥异的红梅同时开放在宣纸上。但是，爱其的画和这幅合作的佳制，至今都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