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辰
【编者按】青年批评家大多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接受过系统的学院教育，正如批评家贾方舟所言：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批评方法，他们的方式和我们老一代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对问题的观察更敏锐，更有文化视野。这一代批评家，他们会有更强烈的发声欲望，有自觉自主意识，但在今天，青年批评家所面对的艺术语境已经不同于前辈，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那么，他们到底应该干什么？应该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怎么样发言？作为一个出色的青年批评家，如何对历史特别是现实作出独立的解释，对历史如何塑造自己做出深刻的反省，对自身的精神处境作出清醒的判断？他们从哪里来，然后到哪里去？这都是本期专题要思考的问题。也许“来”和“去”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但我想，有的时候，起点和终点能够说明，却是说不清楚的，所以索性还是把握好当下吧！
现工作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博士、副教授，从事当代艺术研究，出版10部译著，2012年被美国密执根州立大学布罗德美术馆聘为特约策展人，策划中国当代艺术展。
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区域，都会感受到时代的变化，以及中国所经历的变迁。人们接触的信息与思想也会越来越国际化，看到的各种文化现象也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时期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你用一个形容词来描述是很困难的，不像五六十年代可以用社会主义美术来概括。
记者：参加此次论坛的都是70后的批评家，您觉得你们都有一些什么共同经历和特点吗？
王春辰(以下简称“王”)：70年代的批评家一般都成长于八九十年代，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潮流。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区域，都会感受到时代的变化，以及中国所经历的变迁。人们接触的信息与思想也会越来越国际化，看到的各种文化现象也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时期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你用一个形容词来描述是很困难的，不像五六十年代可以用社会主义美术来概括。虽然差异性不是体现在每个艺术家和批评家身上，但是都能体现时代整体的特点。随着思想与言论的逐渐自由化，在成长中经历中会开始思考关于知识、阅读、观看、交流等等一系列问题。
记者：您觉得美术理论对展览策划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所有知识的来源都与历史有关，当你对事物产生认识就可以形成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来源于自己，也来自于前人所做出的研究成果。理论就是人提出的一种看法，只不过是相对的有序、有概念。批评家需要在不断地实践中去总结、研究、学习，交流，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
记者：您前段时间参加了武汉美术馆举办的批评家论坛，武汉作为85思潮的一个主阵地，您觉得这是一种批评的回归吗？
王：不能说是回归，但是意味着美术馆在今天这个社会，作为一个重要的艺术力量与艺术平台，显示了自己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过去美术馆的地位是被动的，被动接受作品，被动举办展览。但美术馆是有生命的，需要做一些主动的，积极的事情。例如成立批评家协会就是把社会的批评声音放大到美术馆来，借助美术馆这样一个平台，具有延续性，放大与强化了批评的严肃性。
记者：您觉得今天有一些艺术家提出的问题与整个批评理论的建树有什么样的联系？
王：这没有对应的关系，但是有互动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也可以成为同步的关系。比如你提出什么样的理论就做什么样的艺术，做什么样的艺术就有什么样的理论。并不是有了艺术家，才有批评。当你说我们这是一个消费的时代，我做的艺术就可以与消费有关。当问题转向身体问题，性别问题等，如女权主义。我做的艺术就可以与这有关。但能做到什么程度，并不是你有姿态就行的。所以怎么样和策展人取得批评理论的互动是关键所在。艺术已经变成一种社会行为，例如展览的行政工作，使得不同身份的人来参与艺术，艺术从而变成了一种社会象征，这也是我们当代艺术所缺乏的。
【编后记】在当下，坚守艺术批评并不是一件讨好的事。一来艺术批评受名词的拘束越来越明显；二来批评界圈子化严重，不少批评家结成利益联盟，互吹互擂，导致“软文批评”流行。在这个资本和权力的时代，青年批评家要想做到批评的独立绝非易事。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特别需要解读的时代，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像万花筒一般刺激着我们了解时代的欲望。然而，这又是一个难以解读的时代，因为那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早已超出了批评的边界，成为一个个山峦层叠、迷雾重重的谜语。
对于青年批评家来讲，如何脱离许多巨树的阴影生长，进行个人性的体认，摆脱流行思想的影响，如何对“商业意识形态”以及大众趣味保持判断的敏锐和批评的力度，发出有识见的、坦率的批评，以及如何保持批评的第一现场的鲜活感和活跃感，不受名词的拘束，仍然是巨大的挑战。
批评不仅需要知识、阅历，更需要一种眼光、责任感和情怀，需要长时间的淬炼。但是，青年批评家的工作和状态是一种进行式，下任何的结论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的这个专题也只能做到从一个很小的侧面来了解这些人，了解他们的想法，了解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除此之外，我们能做的就是默默地祝福和静静地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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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