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力钧
杜曦云（以下简称杜）：你觉得当下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状况？
方力钧（以下简称方）：每个人有自己的参照。如果把当下和五代十国比，就算盛世。按照中国传统理想社会的指标，现在又离的非常遥远。那个时候说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老有所养、学有所教等，好像又和我们现在的理想差距很多。对有些人来讲，这个时代好像天堂。
杜：你比较重视的是什么问题？
方：我比较在意的是，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有没有什么可能性。我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和生存的独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文化里边特别排斥这一点，对个体的独立基本上没给过什么机会，连这个词汇都用的很少。西方的历史是history，是个人的故事，我们的历史则一直是由圣人书写的，是圣人的历史。我们从来不鼓励草民、不鼓励个体、不鼓励独立的文化。在中国文化里，在这样一套体制下，经过2000多年的选择和淘汰，我们在任何地方都非常自觉地去和周围的人保持一致。对于别处的人来讲可能是老掉牙的一些话题，在我们这儿可能是一个最基础的或最重要的话题，是最大的一件奢侈品，是我们目前差不多所有理想的前提。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应该非常清醒地保持一种独立性。首先自己尽可能地做到比较独立，也可能使更多的人注意到或者是想象到个体独立的重要性。如果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再去谈其他更高的愿望时可能会更现实一点。
这个还是让我们的工作有意义的一个理由。艺术家大多数时候喜欢作出神仙一样的姿态，自己是不承担责任的，一贯是排斥入世的。其实人活在世界上是舒服还是难受，自然就会做出选择，我认为一个人直觉的判断可能是对这个社会或这种文化的最真实态度。
杜：有些人会把“个体的独立”当做工具或手段来诱惑别人，那些精神不独立的人，就可能被一些美丽的口号和话语诱惑后，傻乎乎的被别人利用。
方：当然是。其实独立性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的，这个世界和上层建筑的有些反对者，看上去很悲愤，但只是羡慕那些有权有势人的状态：大丈夫生当如此。讲得简单一点，可能需要更多的所谓“公民意识”，作为个体的人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复数性的人存在。但如果整个文化和大环境不鼓励你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只是鼓励复数性的存在，整个情况不会好，有独立性的个体会越来越少。
杜：1990年代早期，你已经创作出了日后被认可的方向和图像，但至今你的作品仍然在不断的变化。对这一点你怎么看的？
方：其实变是一个表象，首先是我和生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然后才有这样一个结果。从观者的角度来讲，似乎艺术家的生活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作品来进行的，也是为了作品而存在的。从艺术家的角度，恰好是反过来的，做作品只不过是呈现了艺术家本身的一个方面或者是一些成份。
杜：你作品中的人往往都很俗，歪瓜裂枣的，有些甚至是扭曲、丑陋、愚蠢或变态的，但感受周边的人时，又觉得这些状态很真实。
方：你说的所谓扭曲、丑陋、愚蠢或变态等，这些东西是每个人心理的客观存在，只不过人心里面像不同的抽屉一样，有不同的成份。可能有的处境下鼓励你释放某些成份，有的时候可能释放另外一些。
一个艺术家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认识和认识之后的转化，我不相信一个没有认识的艺术家能够真正表达好或者是传递好信息。有强烈的一种感悟或认识，用技术把它物化成一个东西，一旦觉得这种认识和技术手段都成立时，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状态。有时我可能会传递单方面的喜悦或好看，有时我也可能传递其他的压抑或绝望的情绪，但有时我也可能是把不同的情绪（比如挣扎或矛盾）放在一起。但对于我来讲，无论如何，单一的偏某种情绪只是可能性之一，而不是唯一的目的。所以在作品里要呈现的东西也很多。
杜：你近期比较关注或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方：我自己觉得没有一个清晰的指导，因为艺术创作毕竟是人的一种最直觉的个体体会，我的作品就是掰着手指头每天琢磨自己这点儿事：为什么觉得不舒服，为什么觉得心里疼或皮肤疼，为什么有时高兴有时又觉得可怕……。这些东西积累的久了后，有些东西就变成你的一个心结，越积越多，越积越解不开；有些东西当时觉得很新鲜或刺激，过五秒钟后它就再也不重要了。这样的结果跟做按摩是一样的，最难受、最不通的地方如果摁到，你想打架的心都有了，急死了。创作也是一样的，到最后这个地方最不舒展、最不畅通，你的注意力就在这个地方，这样就选择一些方式来表达。你自己的任何生活或你所遇到的任何可能性，都将变成你作品的养分，你活着的乐趣就是体会这些东西。所以你的生活和创作基本上是全部混在一起了。这样讲完了之后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你给它规划的。
杜：职业艺术家的创作，往往还涉及到市场等综合因素。如果你感兴趣的东西在不断流动变化，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市场？
方：这是互相的。首先，我自己没有这种紧迫感，也不需要讨好市场，就像最初创作作品时不知道有市场。我不喜欢把别人或收藏家想象的特别弱智，因为这么弱智的想问题不仅是对收藏家，对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侮辱。一个好的艺术家只有创作和内心相符的作品，然后才会有好的收藏家来收藏，也只有最棒的收藏家才能够理解好的作品，它是一个互相的关系。当然，具体到艺术家，他的作品从根本上说可不可以有重复？这些都是可以去讨论的。不要一味地去指责艺术家，不允许他们去重复，不允许他们怎么样，我想大家可能真的没有这个权利。我们都看过小人书、动画片、电视剧，看完一集后下一集不演了，或者告诉你要两年以后才出下一集。大家把这个心情用到艺术家身上，心情可以理解，但艺术家的创作有自己的时间和可能性。我觉得一个艺术家能够创造出属于他的形式符号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这个基础上，要求他每天变着花样地去改变，其中就已经不是艺术创作了，有点像走江湖卖艺杂耍。杂耍也还是有个极限的，这也是无奈之一。无论如何，观众的期待是不可忽略的，但无论观众如何期待，一个艺术家不可能满足观众所有的想象。
杜：这样的话,你想表达什么就去表达，一步步往前走?
方：一个艺术家当时的所见、所想，很多要想真正变为养分，变为他重点关心的主题，还是有一个很长的距离。有一些东西可以规划，能够规划的尽可能去规划，比如我已经知道我感兴趣的主题大概有哪些，哪些是核心的，哪些是比较放松的，哪些是可能不会去碰的。但所谓的灵感来源，是没有办法去规划的。灵感来源像吃饭，如果吃的是比较健康的，会强壮或精神饱满，如果吃了不好的、腐烂的，你要拉稀、发烧或呕吐，然后全身不适。目前，我不知道我所摄入的一些养分到底是有毒的还是健康的，最后生成的结果产生我所关心的主题，这个是没法去规划的。
杜：有些中国艺术家似乎有一种要在国际平台上和其他国家的艺术家竞赛的心态，你觉得有没有必要？
方：从艺术存在的理由来讲，我和传统艺术家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传统艺术是有感而发，这是基础；你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核心。如果你没有问题要解决，或者你对问题视而不见，把艺术变成有具体指标的、田径或数学竞赛一样的，这离我的理解或离艺术的核心太远了。我自己吃坏东西了，我现在急的马上要拉在裤子里边了，必须不顾一切地去做，我就没有空做些不着边际的事情了。但如果你优雅到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了，只有和别的急着去厕所的人比谁跑得快，那是你自己的生活，别人也管不了。
杜：你在艺术界的影响力已经很大了，你想如何进一步扩大你的影响力？
方：这方面我可能比较传统一些。我自己的状态更像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修炼，当我创作时，这些问题对于我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不去解决它们，可能我会严重失衡。因为我的画家身份，我能够研究自己的问题，又能够顺便得到一点名和利，锦上添花，这是个很让人高兴的事。关于我的工作和社会影响力之间关系，我总体上是个悲观主义者，我不觉得体制能够怎么样好起来，也不觉得社会的前景是怎样灿烂，所以我在自己的现实生活里尽可能地多找个乐子，多享受一下，这可能是悲观主义者的标准态度吧。
艺术家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作品，让更多的人受到影响，但核心工作是作品。目前我自己还是想把精力放在做作品上，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些好的扩大影响的办法是可以进行的，但目前看不到什么更好的办法。
杜：你也在做很多“艺术”之外的事情，有没有想过进一步跨出去？
方：我觉得这不是个终极的目的，可能有些人对于世界的探索更倾向于这些方面，我对世界的好奇心则更多还是在人心里面。对于今天用菜刀，明天用锤子，后天又用什么，我没有太大的兴趣。
杜：很多人觉得你是个很智慧的人，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方：这可能是朋友的好意，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傻的人，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都很差。所以，还是需要更多的和现实发生关系，自己的反应可能会快一些。
我唯一的不甘心是：为什么作为一个生命的发言权利被其他人代替了？这是作为草民、虫子不敢想的。如果你感觉到了这种不甘心，你自己想尽各种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个是我所追求的。在我们的大环境里，可能去做这样的个体是很幸运的。
杜：别人眼里你已经是个成功者，是很多人眼里的明星，各方面都很好了，你认为自己还是个草民吗？
方：当然是。否则我是什么呢？只不过哪根草长的叶子肥点，水分多点而已。
杜：我觉得你的很多作品是偏于柔和或含蓄的，并不是锋芒毕露的尖锐批判。你自己怎么看？
方：年轻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立场的批判。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多的可能性变得更加重要了。人心有什么样的可能性，人和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最重要的。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想还有没有活路。所以这是无可奈何、被逼无奈的一个选择。
杜：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方：最重要的是舒服。不管你的职业是什么，作为一个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舒服，最主要是找到你最舒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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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谈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