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UBIK
我之前曾将古根海姆博物馆与酋长国的合作看作是当代艺术的制度文化在对独裁主义的服务中发挥作用的实例。我提到的这种合作关系（它得到了一种被命名为“国际艺术英语”的语言的促进）的宣传特征之一便是以迪拜为基础的艺术家UBIK对其作品“Tahrir Square”的描述。我从他的个人网站上节选了一段文章，因为它说明了这种“国际艺术英语”是如何中和哪怕是最具颠覆性的事件的——在这个例子里，最具颠覆性的便是将埃及解放广场重新构造为一次虚无的思维实验。尽管这个例子并不是对这位艺术家的控诉——我评论的是语言和制度，而非艺术本身——不过我仍然对最近有机会采访他感到高兴，他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下简称UAE）里的当代艺术创作环境有一些直率且通常尖刻的观点。
Mostafa Heddaya：能谈谈你作为UAE的一位艺术家的背景吗——你在UAE创作作品多久了？你还在什么地方呆过？
UBIK：我起初学的是服装设计，不过我在17岁时就辍学了，18岁时我开始了广告方面的工作，期间做了许多设计，直到我21岁的时候。21岁前我一直都在印度德里生活，21岁左右我去到了迪拜。我和我的兄弟在那里开了一间设计工作室，干了一到两年。然后我偶然遇到一个人问我是否愿意去做壁画，然后我想“为什么不呢”，结果那成为了我的一个转折点。最后——大概三年前，我决定不再画壁画了，然后开始了以文字为基础的作品的创作。所以你可以说目前我在迪拜的艺术圈里活跃了最多五年的时间。
Mostafa Heddaya：你对酋长国里创造性表达的环境怎么看——从创作的艺术类型与当地画廊及美术馆的接受度这两个方面来说？
UBIK：大概四五年前还没有这么多事发生。当我在画壁画的时候，大概也就只有我和另外两三个人；而现在已经呈爆发状态…迪拜在某种程度上很有意思，比如四年前这里突然出现了一种整体的滑板的亚文化。
从当代艺术的角度来说，迪拜的艺术圈还非常年轻，大概只有九到十年。这里的画廊同样也还年轻…而它们只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里的艺术家对是否需要处理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总是犹豫不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处理那些存在于在阿拉伯世界的其它地方或是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的问题比直接处理存在于UAE的问题要容易得多，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方面的。当然，就我个人而言，这里也有一些非常无聊的艺术…我想这都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艺术的品质正在缓慢地改善。
Mostafa Heddaya：“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给酋长国的博物馆及画廊的策展态度带来了什么影响？
UBIK：这里的博物馆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地开始。我也很好奇当它们功能完善时会展出什么样的作品。目前只有画廊迎来了“阿拉伯之春”。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居然卖得很好，而画廊也有自己的账单的要付，所以我很理解那个方面。其中许多相关的作品都有一段闲置的时期——它们有点无聊。
在这里，任何事只有沾上了政府就会被审查——政府显然不愿意与任何和“阿拉伯之春”有关的东西扯上关系，它们会尽可能地回避它。
如今当我走进迪拜的某间画廊时，我的确感受不到那种灵感的存在。事实上它还有点陌生。当然也有一些画廊在尝试做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Carbon12、Traffic/THE STATE等，它们的展览基本上都来自Rami Farook（Traffic的所有者兼THE STATE的出版人）的策展集合。Rami Farook收藏的大部分作品从本质上来说都非常政治化。他策划过大概4、5个展览，在其中他以非常聪明的方式处理了“阿拉伯之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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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凌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