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也就是说，你强调的绘画性比写实基本功的内涵要宽。

        杨飞云：对，应该尽量宽一些，但是宽不是宽“泛”，还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有一定的水准，应该具备绘画艺术家的一些素养。所以，通过活动，我们是选人，而不是选作品。

        记者：你以前在中央美院任教时，工作性质相对单纯些，做好一位教师和画家的职责就行了。但是，主持油画院工作后，你面向社会的责任意识更强了。

        杨飞云：哈哈……我现在对“不在其位不谋其职”算是有了体会。我是一个画画的人，并不适合做这些事情，我确实挺喜欢教学的。来到艺术研究院以后，艺术研究院把这个事情交给了我，把油画院作为“三足鼎立”发展的一块，艺术研究院对油画院是有所期待的，所以来到这里后还是有压力的。其实，我不适合做组织的工作，但是在学术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现在看来，做这样的事情是有益的。
 

        记者：这也是社会的一种期待，就像大家通常所说的，“名气越大，社会责任也越大”。
 

        杨飞云：社会之所以有这样的期待和需求，其实是水到渠成。现在，社会上有条件画画的人多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可以在宋庄租下房子专心画画，还有些人在艺术市场上很火，画卖得好。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有一个情结，就是自己的创作在学术上有没有前景，在艺术探索上还能不能进步。
 

        记者：现在画画的环境好多了，画家的生活也优越起来了，但是，是不是生活好了，就很满足了呢？这是大家都在关注的问题。

        杨飞云：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在学术建设上远远不如以前，就像一位演员，他现在面临的不是积累的时期，而是表演的时期，不是“充电”的时期，而是释放的时期。一些人疲于应付，越有名气，活动越多，各种各样的事务、活动需要他们释放能量。这次经济危机有好的一面，就是给大家一次“充电”的机会，经济的步伐放慢些，学术的步子就可以迈出来，油画院所做的工作正好就是处于这样一个时期。

        记者：写实画派五周年的展览刚刚开幕，写实画派的活动是以油画院为核心开展起来的吗？

        杨飞云：2004年，我和王沂东、艾轩几个人一起聊天，谈起这个事。那个时候，外部环境使写实绘画显得有些紧张。

        记者：那个时候，“当代艺术”出来了。

        杨飞云：写实绘画落后了，边缘化……这之类言论出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应该把写实绘画好的一面拿出来向公众展示。然后，我们集合了十三位画家，其中有些是以前的学生，搞了一次北京写实画派的展览，引起了社会的反响。这一方面有市场的因素，另一方面就是社会上学习艺术和喜爱艺术的人对我们的展览非常关注。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在展览的经费、场所等方面都不用操心，画册也不用自己掏钱出。第二年，陈逸飞说，这样的活动得搞成全国性的，不然像我这样的外地画家怎么参与呢。这样就改成了中国写实画派，每年办一次展览，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人参与，还有更多的人希望加入进来。连续五年了，一年一次展览，去年，写实画派还搞出一次“热血五月”的创作活动。

        记者：就是为汶川地震救灾组织的那次创作活动吧。

        杨飞云：对，当时我们创作了一幅二十多米的大画，在拍卖会上拍了三千多万。王院长过来谈这个事，提出这笔经费能不能不捐给红十字会，而是由文化部作为汶川文化重建的经费，用来建设绵州博物馆和羌族博物馆，大家都同意，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记者：这真是雪中送炭！

        杨飞云：文化重建的经费不好筹措，在大家的努力下把这个事情促成了，文化部专门给我们发了证书，部长对这个事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因此，今年写实画派的展览就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写实绘画在社会上能够有这样的氛围，是有它的根基的，中国油画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有了五代人，主力都是从事写实创作的。在写实画派的群体中，年轻的不到四十岁，年长的已经有六十岁了，应该说这些人都处于艺术生命的旺年，他们也是各个地区和各个单位的创作主力。因此，这批人再走下去的话，应该是有力量的。写实绘画在艺术市场上也有一个好的环境，支持写实绘画的都是华人，而不是外国人。还有，国内的人能够读懂的是写实绘画，他们也是接受写实绘画的熏陶成长起来的。这些都是写实绘画所处的好的环境。但是，这样走下去也会面临一些问题，一些藏家只关心看得懂的，或者那些做工很细的作品，这样的趣味会造成一定的误导。写实画派的画家都有一些共识：一是传承经典的绘画；另外，大家在创作上都显得沉稳；第三，写实绘画必须观察人，观察生活，依靠形象、环境的塑造进行艺术表达。
 

        记者：我注意到，你近些年的作品都是在下乡的过程中写生完成的。

        杨飞云：这是近几年我注重的方面。

        记者：是因为教学的原因，使你有了这样一些转变吗？

        杨飞云：不是。我个人在古典写实方面走了一大段，西方古典绘画对形式的讲究，注重结构等，这些都是很吸引人的。同时，把中国的审美方式放进古典绘画中，使两者能合成为一种样式，这是我一直以来很注意的问题。

        记者：这样的艺术面貌在你八、九十年代的创作中反映得比较明显。

        杨飞云：是的。但是在上学时，我的毕业创作画的是陕北老头，画的是生活里的东西。我出生在内蒙，祖籍在山西，祖辈走西口到了内蒙，有好几代人了。我爷爷和姥姥都是从山西过去的农民，我在农村长到十七岁，后来到城里上班，这是我一段时期的情结。过了很长的时间后，我发现自己又重新回过来了。这与年龄有关，也和画面上一种更深更广的探索有关。2000年，我和王沂东一起去巴黎艺术城呆几个月。平时，我习惯在画室里画模特写生，但是在巴黎没有模特画了，于是我就拎着画箱在塞纳河边走，画点小的风景写生。学院里的写生往往是为了练练色彩关系，或是为创作搜集素材。但是，西方一些画家如伦勃郎、柯罗，印象派画家，他们都是在写生中进行创作。对景写生创作，或对人写生创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从那以后，我每年都要出去画一画，到俄罗斯画过一次，再就是在乡下画。这几年也开始这样画人物。这样画有几个好处，一是不存在画什么的问题，到处都有可画的东西，让人很激动。另外，画的时候也很激动，不是慢慢地“磨”，而是忘掉制作，忘掉技巧。真正好的绘画应该体现在绘画性上，讲究绘画的书写、节奏、气韵等，谢赫的“六法”早就讲到了绘画的根本性东西。我特别崇拜的是齐白石、黄宾虹这样一些绘画性很强的画家，伦勃郎、委拉士贵支也是这样的画家。

        记者：最初，当我们听到杨老师调到艺术研究院时，给人的感觉是：杨老师不愿教书了，想做职业画家了。通过刚才与你的交谈，我感到你并不是朝着某个单一的方向在走，而是将自己的路拓展得愈来愈宽了。

        杨飞云：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就像有时我去评别人的画时所感受到的：有些画家没有未来，或者说他的路已经走尽了，路走得太固定，壳结得太硬。而中国有些大艺术家，能够将艺术生命坚持到九十多岁，并且越画越好。所以，有未来的艺术家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艺术上不断地学习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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