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艺术群落都处于不确定关系的关系中，不确定存在在我们这个似乎和平的年代表现的尤为突出，不象列强直接以武力的姿态向他国掠夺的殖民时期爱憎分明，即使“坏”也坏得直接;而我们这个全球一体化及后殖民的时代，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却表现出伪善而似乎平静，很多关系表现出政治诗意化。中国当代文化也走入了不能拒绝，又不能完全接受的两难困境，时常表现出转化中的困惑和不确定，文化的嫁接使东本土精神丢失淡化。生物工程及尖端科技的迅猛发展：如克隆、变性、转基因、机器智能化的研制，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新的伦理、道德的冲击。人的文化身份、性别身份更加模糊、不确定，人与机器的界线也将日益复杂而暧昧，而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各行各业(包括艺术各门类之间)的界线的撕裂，融合;更是给我们带来选择的摇摆和彷惶的感觉。新世纪私欲横流、崇高消解，使得各种人际关系乃至亲情关系都在不确定和怀疑之中，人必空虚失落。

　　70年代生的年轻一代，对前辈人受到的直接伤害表现出同情，但同时成长于改革大潮的试验田中，在新世纪表现出意识形态淡化，道德不确定，外表温和内心压抑造作，而又找不到被伤害的根源，其情感表现为一种不明确的矛盾状态：一方面他们认同物质主义，另一方表现出乌托邦的心理，他们既是消费主体的批判者，自身又是部分消费主体，内心心灵游离摇摆，缺乏明确人生观，而造成心理极度的空虚，以至尊严丧失。

　　新世纪儿童眼中的好人坏人的界定被模糊化，警察叔叔与土匪叔叔成了一家，爸爸和阿姨成了一家，甚至叔叔和叔叔成了一家……这更将会给下一代造成心灵的怀疑和创伤。

　　世纪初，新新人类对消费娱乐的沉溺以及对苦难的远离，而养成了一代人对素质理想的淡化而缺乏真理和深度。岗位的游离也给新人类造成心灵的不确定感，同时现实生存状态的失落与消费乌托邦以及虚拟与现实世界的的差距都给人们造成极大的心理不平衡，导致两种心理状态的碰撞，道德迷失，时常在两种相悖的心理状态间摇摆，呈现出一种软伤害。新新人类的真诚情感越来越被流行文化、虚拟网络的人工情感所代替，科技数字化是现实与虚拟真假难辨，华南虎案就是典型的不确定案例。科技发展使人与人的见面方式都有所改变。“千里送鹅毛 ”“有朋自远方来”的惊喜逐渐变成虚拟、人工化的二手体会，往年快乐的记忆逐渐变成近者老死不相往来及不明身份的宅男宅女的娱乐化交往。80-90年代的经济浪潮使这个时代的人们越来越物质、社会中人的岗位不确定、身份暧昧加剧情感的淡泊和不信任。道德的伦理刺激的都市化娱乐方式也越来越缺少情感的真实。理想的情感与现实的距离使人的身心纠结，心灵脆弱而如覆薄冰。

　　798及周边艺术群落不确定的生态调查

　　一、厂房的闲置和艺术区的形成：偶然+必然

　　1995年，中央美术学院从古老而繁华的王府井街原址搬离，在于2001年进入望京新校园之前，师生们在大山子北京电子器件二厂有六年的过渡教学时间。2000年，雕塑系副主任、老师隋建国和于凡在706厂租用了一个80平方米的工作室。同年12月，国营企业改制的经济政策导致原来用700、706、707、718、797、798代号的国营工厂重组为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量的厂房被闲置下来，七星集团开始将那些看上去陈旧不堪的厂房对外出租。在2002年10月“北京浮世绘”(冯博一策划)开展之前，有关联的记载应该包括时尚话语的制造者洪晃(1961— )(2000年)、小说家、音乐家刘索拉(1955— )(2001年)、《新潮》杂志团队(2001年) 在这个区域的活动， 2002年2月，美国人罗伯特(Robert Bernell)租下了120平方米的回民食堂开始创办他的现代书店——Timezone 8。 3月，刚从日本回国的艺术家黄锐租用了一个大车间。他很快将日本东京画廊引进到工作室旁边的一个400平方米的车间，正是B.T.A.P. “东京艺术工程”——东京画廊在北京的分支——使得“北京浮世绘”的展览成为现实。这个展览让很多艺术家和经营机构看到了闲置厂房和车间可能带来的机会，到了2002年底，在798的艺术及商业机构已有40多个，艺术家工作室超过30个，然而到现在部分艺术家和机构由于房租过高而转移到周边艺术区，形成了以七九八为中心的辐射聚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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