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争辩说，卢西恩.佛洛伊德一辈子也在创作“卢西恩.佛洛伊德”。但佛洛伊德是一位具象画家，他的主题是无限并多变的人体，他能在那里找到拯救和作为艺术家的永恒动力。不需要多少思想经验就能想象作为一名色块抽象画家有多痛苦，他们被迫躺在画布上的那些色彩泥沼中——尽管很美丽、尽管很闪烁——但，一月复一月，一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我猜想这就是为什么罗斯科让若影若现的精英训诫围绕着他的作品，仿佛这些绝对密集并枯燥的学术评论能让简单的色块变成可敬的努力。艺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抽象表现主义和纽约学院的伟大阐释者，那位“打造”杰克逊.波洛克的人——描述罗斯科为“冷静的妄想症患者…自负并愚蠢的”。 格林伯格本人的自尊也同他所捍卫的艺术家们一样巨大，而他似乎也津津有味地寄生于这些他所挑选的艺术家的名望中。格林伯格的正式认可，就像浮士德的协定：你成名了，赞助人都在找你，你被挂在最好的画廊，你赚了很多钱，但你没有改变的自由，除非格林伯格同意。

    也许，罗斯科的风格是一招走天下，但当你在美术馆或画廊面对一张或多张罗斯科的绘画时，就会发自内心地感到欣喜，这是无意识的。我们直接对这些闪烁的、模糊的色块作出反应，我觉得，在简单但深刻的情感层面上，这是很难通过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被归类或阐明的。我记得，第一次被抽象艺术深刻地影响是在1970年代早期，当我在泰特走进罗斯科“空间”时的着迷和莫名感动。无论如何，我们是认同那种说不出来的喜悦的，承认这种震颤，然后继续前进。艺术家需要继续画画。

    然而，这也是最困难的，尤其当你不是一名天才艺术家时。再一次，将阿尔基洛科斯的古老格言（最后是Isaiah Berlin将格言普及的）运用在罗斯科的案例上似乎尤为合适：“狐狸知道很多事，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将艺术家分为刺猬和狐狸是一个有趣的双重习题，而抽象表现主义的纽约学院（除了德.库宁以外）也只能被形容成一个群体，一群刺猬。关键是性格，如果你能知道自己属于狐狸还是刺猬那就是一种天赋。达.芬奇属于天才型的狐狸，维梅尔属于刺猬，佛洛伊德是刺猬，霍克尼是狐狸。格雷厄姆.萨瑟兰（Graham Sutherland）是狐狸，培根是刺猬，等等。某些艺术家“知道一件大事”——他们可以完成“一件大事”——而这也形成了他们的艺术。纽约学院艺术家的困境，依我看，他们是被迫成为“刺猬”的——被艺评，被画商，被时代周刊。这种演变是不自然的。有个关于格林伯格与弗朗茨.克莱恩（Franz Kline）的故事，格林伯格偶然发现克莱恩在曼哈顿黄页上的涂鸦，便告诉克莱恩，这就是他要的效果，所以我们在往后认识的“弗朗茨.克莱恩”便由此诞生了。然而，让纽约学院艺术家成名的风格也因此成为了他们的局限。

编辑：丁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