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我眼里的敦煌，不再是图书馆里死亡的标本，也不是千年佛国的旁注，它是信仰的艺术，它是一笔一笔在墙壁上刻出的每一天每一年和每一个你心中牵挂的人，于是我忽然对佛像失去了兴趣，而是重视起佛像身边的凡人形象，特别是被人遗忘的196窟北侧黑暗中巨大的唐武士，他在黑暗深处积满灰尘，当我偷偷攀到他永远不会面朝世人的背脊，我拂去他背阔肌上铠甲的厚尘，竟然看见重彩的牡丹，狂热繁复的露出一大片，殷红得像壮年男人新鲜的肌肉……

　　我非常留意中国人格化艺术在宋元之交向山水文人绘画的过渡，以及同时期日本镰仓时代武士文学的兴起，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可以说预示了中国明代之后人格化艺术(肖像艺术)的逐渐衰落与同期浮世绘大师歌川国芳门下中夸张霸气的浮世绘武士物语的崛起，人格化的形象在两个民族的意志中呈现了完全不同的地位，从中不难看到在后个几世纪历史中两个民族不同的命运。

　　看西方经典电影《星球大战》中的未来武士，可以很容易发现14世纪日耳曼“超哥特骑士铠甲”的影子;在日本流行文化著名的“高达机械人”的战争史诗中，依然可以窥见武士道仪式化美感与“叶隐”精神，可以感受到自我牺牲的武士道宗教对和平年代少年人的渗透，还有瓦格纳的歌剧和西方哥特主义文学和建筑对我有一定影响，文化原教旨主义在我的字典里，不是恐怖主义，而是可以理解成中国式的“神秘主义”和“骑士幻想”……所以，中国人能从历史的文本和历史的图像中，变异、演绎、和混血进化出一条怎样的未来之路，是我的兴奋所在。

　　记者：你的作品中“衣冠”这个形象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衣冠”这个形象的雏形期是在什么时候，谈谈你最初的创作想法?

　　王斐：之所以选择一个没有眼珠的古代汉族男子作为我绘画的主体，是因为在西方人脑海中中国人的文化形象有两种，文革时代绿军装五角星的中国男人和秃头辫子的满清式的猪尾巴的男人：首先，文革时代的中国人形象受西方关注是因为西方人的冷战思维，但西方人喜欢用猎奇的眼光看待文革的中国，但我认为文革是对知识和艺术的践踏，所以文革时代的中国人形象是一种羞耻;

　　其次，满清式的留着辫子的中国人在西方的流行，不得不说到著名的“傅满洲博士Dr. Fu Manchu”，“傅满洲”可谓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中国形象”，他广为流传于电影、电视、电台、漫画贴纸、漫画书，风光西方世界超过90年，这种丑恶的中国人形象和中国的清朝的风范是有关的，所以说三百年来，中国文化中除了汉字、汉语被流传下来，它曾经简洁大气的优雅美学气质被后来清代繁琐小气的风格所代替。

　　所以我说：中国最优雅的汉族时代之“衣冠”风度，在当代世界里彻底失语了，所以在当代的世界眼中，说起东方“Oriental”往往总会令人首先联想到日本，甚至有中国孩子会指着孔子像问父亲：孔子为什么穿着日本人的和服。我想中国人必须回答这些令人尴尬的问题，每当我看到日本人用最优雅的仪式供奉着自己祖先武士(SAMURAI)铠甲的时候，相比之下，我真的觉得中国男人的汉服风度确实是自己丢弃的一副精神铠甲，因此中国人的精神面孔在我的绘画中要被重新塑造,我要将记忆中和想象中的神秘的线索和优雅的面孔，复活于我自我救赎的生命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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