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斌:关于上海双年展、北京双年展讨论的一个视角
0条评论 2011-01-06 10:52:47 来源:《画刊》 作者:胡斌

上海双年展:在国际对话平台中选择与建构

 

2000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 “海上-上海”第三届上海双年展,引入海外著名国际策展人,参展艺术家遍布五大洲,参展作品涉及油画、国画、版画、雕塑、摄影、装置、录像、媒体艺术和建筑等各种艺术样式,被认为真正实现了国际化了。而在配合此届双年展的研讨会上,国际化也成为讨论的焦点,并出现强调文化“混血”和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强调中国当代艺术独立性的两大对立立场[4],当然如果仔细辨析与会者的言论,也许不能作如此笼统的判断,应该说大多数人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参与国际对话、争取自主选择权这一点是持肯定意见的,只是在具体的选择方式和态度上有不同观点。

 

选择权问题的凸显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处境有关。这届双年展策展人之一张晴在其《超越左右——转折中的上海双年展》一文中谈到90年代中国美术逐渐转型以来的价值取向和样式变化,以及所遭遇的进入国际艺术市场和展示交流平台时的问题。他抱怨“外国策划人举着国际化、后殖民主义、地域主义的旗帜进入中国,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采集‘中国制造’的艺术标本,并将之作为来自第三世界的新鲜的文化注解”。而中国苦于没有合法的、国际的、学术的当代艺术双年展的机会,致使许多艺术家只能主动或被动地迎合西方之所好。由此,他指出,“在面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现实中,当代艺术的判断权和选择权这样的‘话语权’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而上海双年展就是在“争取对中国当代的主流艺术起推动和引导的作用,不断增强艺术家的自信心和建立起中国当代艺术的标准和价值观,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取得艺术与选择权”。他还从“卡塞文献展”、“威尼斯双年展”、“里昂双年展”等西方双年展的学术主题的倾向,得出“西方的双年展只不过是第一世界重建并控制世界的国际文化策略及其实施过程”的结论。面对这一国际文化环境,上海双年展不是“简单地做出文化上的批判,而是深入地观察西方全球化文化与后殖民主义之间话语的变迁及其相互影响,并通过上海双年展的学术主题,作出来自于中国的文化判断,传达出中国的艺术声音”。[5]如果落实到第三届上海双年展关于上海作为一个特殊的现代化案例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此主题实则就是将其所说的西方双年展所转向的关涉国际政治、东方主义、种族问题、历史问题、阶级问题、身份问题、性别问题、金融问题、跨国资本、资源问题、超级大国和地域性问题等“形形色色”的学术主题中的一部分移位中国而已,这种主题设置的思路还体现在第二届广州三年展将珠三角作为一个特殊的现代化实验空间的策划中。当然,在文化立场上,张晴表明上海双年展谋求的是争取国际艺术平台上的选择权的同时,作出体现中国特征和经验的判断。

 

刘骁纯肯定了上海双年展“进入国际对话”和将“这种国际对话在中国本土公开化”这两点至关重要的开拓意义。因为在他看来,“要改变弱势地位就必须与欧美的强势文化在当下语境中进行短兵相接的对话和较量”;只有当代艺术在中国本土公开化,深入的、有效的、广泛的、持久的学术争鸣和理论探讨才会随之展开,“一种不同于中心话语的边缘话语系统才会逐渐在东方崛起”。而有了自己独立的、能够与中心平等对话的边缘话语系统,才能摆脱单向的被看、被选。[6]他在文章中突出地指出了中国当代艺术合法化的问题,合法化是深入对话以及建构边缘话语系统、摆脱屈从地位的前提。吕澎曾对此作过分析[7],在此不再展开。

编辑:李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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