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变和不变统一起来

记者：当栗宪庭把你和方力钧、刘炜、杨少斌等人的作品定义为“玩世现实主义”的时候，你有没有质疑或者拒绝过这种定位，还是马上就对号入座了?

岳敏君：我觉得这个定位还是挺准确的，尽管我当时有些担心定位可能使我摆脱不了这种束缚。“泼皮”二字不是来自于文革或者某个短暂时期，在很早以前，比如魏晋南北朝，特别是汉独尊儒术以后，“泼皮”一直存在于文化领域。他看似表现的是市井无赖的玩世不恭，其实是对正统文化和政治、权利的一种反叛。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或者文学家，其实都算是一种优雅的泼皮，例如八大山人朱耷。在高强度的专制统治下，他一开始会采取一种对立和反抗的态度，但可能又马上消失了，因为他要生存。要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同时又要表达一种态度，所以他们选择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泼皮“的方式。这不是后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只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汤恩比的历史研究就曾经描述过这个问题，一个专制社会的文化状态是什么样的?就是这样一种潜在的对抗状态。它也不表现为什么理想，也不指向一种未来，只是在这种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一种态度。你可以看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包括电影、戏剧、音乐所有这些领域和艺术门类里，这种态度是作为主要文化出现的。比如电视剧，每一个电视剧里多多少少都会带有一点这样的因素，就像汤恩比所说，这是某个社会行将解体之前的一种文化现象，所以我说它可能没有结束的原因就在这里。只有这个社会解体，这种专制的结构解体后，这种文化现象才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了。也许那时候人更追求一种理想或者其他东西。

记者：这是你近期的思考，还是当时的想法呢?

岳敏君：当时肯定没有，那时肯定不会想得这么清晰。但是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总是会对自己的工作有疑问。为什么要画这个东西?因为你还要考虑你的追求是否有一个价值，要给自己一个答案，要不然你凭什么坐在那里画东西。

记者：很多艺术理论都说艺术品被创作出来之后就脱离艺术家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体，艺术家本人就与它没什么关系了，接下来阐述和言说的权利就留给了观众或者批评家。那你是更在意批评家、观众对你作品的反馈，还是你觉得这个作品达到自己最初的设想就OK了?

岳敏君：这要视情况而定。比如作品创作出来之后，你有时会对它有疑问，有时没有疑问，觉得我就要这样去完成这个东西。当你对自己有疑问时，可能就需要别人对你有一个提醒，开始关注别人对此是怎么说的。

记者：需要有一个参照物来了解自己。

岳敏君：对，根据你不同时期、不同感觉来定。画第一张时可能很自信，画第十张可能就失去任何信心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记者：那你平时会请艺术家或者批评家朋友来看你的作品给你意见吗?

岳敏君：通常我接受不了当面的评论，因为假如老栗说这幅画应该这样去画，但是你如果不想那样去画怎么办?可能还不如不让他说，一是担心他对你的改变，二是担心落入他的“圈套”，丧失了自己。通常是用一种旁敲侧击的方法，或者是观察他对其他事情的理解，你会想“他对这件事情是这样理解，那他对这个东西又会是怎样理解的?”，都是一种间接的感触。或者我会问：“你觉得这个艺术家怎么样?”他说：“我觉得不错。”其实你是故意想让他说两句，看看是什么感觉。如果用特别直截了当的方式还是存在问题的

记者：那你特别肯定和自信的时候是哪一个阶段?

岳敏君：现在这个阶段。还有，当时在圆明园的时候或者说在2000年之前都还挺好的。到后来艺术市场特别火爆时就会有问题，因为大家关注价钱，说的也不一样，你会有一点恍惚。

记者：恍惚什么?

岳敏君：别人会质疑你是不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说：“你怎么老画这个‘笑’?”你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真的会问自己：“我已经画了那么多，还有必要继续画吗?”而且，在技术上也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了，所以你会有这种疑问：“到底还应不应该继续画下去?”

记者：你的参照物们怎么说?

岳敏君：支持和反对的都有，一半一半。

记者：这个时候就需要有非常强的自我判断力。

岳敏君：对。

记者：我看过之前别人关于这个问题对你的采访。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问你这个同样的问题，你有不同的答案。你说过“我对‘笑脸’无论怎样都要坚持下去，哪怕是一个失败的例子。艺术没必要变来变去，如果你研究的领域是有价值的话就应该继续”;后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又看到你说“我觉得人的想象力是有边界的，很难跳出模式的圈子。”这两种说法听起来都有道理，也能看出来你对此一直都很纠结。

岳敏君：对。所以我也要找到一个方法来统一我这种矛盾。确实像你所说，第一个是我一定要把它完成下去。因为在中国往往会有一个问题：很多东西刚做出来就没法儿再往下走了，再往下走就会得到很多批评，还有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否定。好像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没有一条道走到黑”的文化。当然也包括我后来所说的，其实每一种改变实际上是与现代商业结合在一起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些商品，比如手机，全都是在不断更新换代，不能永远保持某一种状态。我想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所以我不会抛弃“笑脸”，但是也会画不同的作品，这是统一的最好的办法。一方面从创作角度上摆脱了过去对一个艺术家的线性描述，是一种新的开拓，也许你会再引出几个完全不同的结构，你的思考就会产生新的变化，到那个时候再来看这个艺术或者这个世界时就会有一个新的转变。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好办法，所以我现在就一直用这样的方法来创作。

记者：你会不会觉得在成名之前还可以无所顾及地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现在反而不自由了?

岳敏君：是。所以所有的事情不能商量，一商量就完了。本来你已经不自由了，还要再与别人商量去获得更多的不自由。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大胆实践就可以，没关系。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没有必要在意所谓的名和利，这些东西虽然很重要，但是过于看中这些东西时，它反而容易束缚你，让你为它浪费后面的10年、20年的时间。而且现在营造了这么一个好的阶段就是为了自己能够瞎折腾，我就自己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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