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往后的岁月里，我和刘国松接触的机会不少。1966年刘国松得到洛氏基金会的奖助，到美国研习参观及环球旅行两年。起初的三个月，他都在爱荷华大学的艺术学院研究那里享誉全美的铜版画。我那时还在爱荷华执教，因此常到他的画室，看他作画及讨论各种艺术上的问题。其后在1968年秋，我已转到堪萨斯大学执教，因得到研究费而休假一年赴远东，其中有数月是在故宫博物院研究元画。那时故宫早已迁往台北，我就在金华街租了一个公寓，跟刘国松位于永康街的住所十分接近，因此也常见面，遂对他的艺术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还请他把早年的作品，从其亲戚朋友处借回来给我看，而完成了第一本关于他的专着，那就是用英文写的《刘国松──一个现代中国画家的长成》，由台北历史博物馆及国家画廊联合出版，这本书给予海外画家及学者更深入认识刘国松的机会。     

1971年暑假，我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请，为该校所属的新亚书院艺术系未来的发展作规划。我首先就推荐刘国松到中大任教，而自己也于1972年秋，去中大客座一年。因此我们又常聚在一起，看到了他许多的新作。于是我对其艺术创作的新发展，以及其教学理念与方法，又有了全新的认识与理解。     

「现代水墨画」一词，现在已被人普遍使用，不过这个名词，还有许多含混的地方，需要作出澄清。从一方面来说，「水墨画」就是国画，因为国画乃以水墨施于宣纸之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现代水墨画」此一名词的应用，只是最近数十年来的事，它所指涉的对象，乃与传统国画不同，而多少受了西方的影响，具有一种兼中西之长的作风。「现代水墨画」主要的工具与材料，仍是传统的毛笔、墨及纸，但其在技巧的运用与造型的表现上，却跟传统国画截然不同，由此就逐渐形成了「传统国画」与「现代水墨画」的区分。而在现代水墨画的领域上，推动最力的就是刘国松。        

所谓的「现代水墨画」，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刘国松提出「中国画的现代化」口号，而出现的一种新画风。当时「五月画会」的各个成员，如冯钟睿、胡奇中及韩湘宁等，都由油画转向了水墨画的创作，庄吉吉亦在油画中加入水墨趣味。「五月画会」的艺术追求，遂在当时非常保守的台湾画坛上异军突起，他们极力摆脱传统国画的支配，决心创造出一种属于二十世纪中国绘画的新传统。与此同时，四、五十年代出国赴美的曾幼荷与陈其宽，也不约而同地在做同样的尝试。后来一度由纽约回香港的王季迁，以及返台定居的张大千，则打破传统的窠臼，而建立自己的新画风。至于近一、二十年来，在法国的油画家赵无极与朱德群，也偶尔画些水墨画。        

这种新的艺术潮流，其实跟五十年代台湾的文艺发展，在目的与表现上，有极其相似之处。当时的一群年轻作家们，多少受了台大外文系教授梁实秋的影响，如白先勇、聂华苓、王文兴、余光中及叶珊等，掀起了一股文艺复兴的气象，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因为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的地位，早已十分稳固，因而这一群年轻的作家，迅速地建立起他们的地位。但在现代水墨画方面，由于台湾画坛传统国画的积习太深，虽然年轻画家们也得到一些长辈的支持，如艺专校长张隆延，以及师大教授虞君质、孙多慈及廖继春等，但现代水墨画家的创作一直受到保守派猛烈的攻击与打压，甚至用政治力量去迫害他们。   

相反的，刘国松的创新画风却在美国大受欢迎。他于1966年到美国后，举行了一连串的个展，从洛杉矶附近的Laguna Beach到纽约市，从明尼亚波里斯到达拉斯，在各地都备受赞赏。而同时于美巡回展出的《中国新山水传统》，也很受欢迎。如此一来，现代水墨画就成为一个新的国画运动，给予刘国松很大的自信心。到了1967年底，他在美国与欧洲的旅行结束回台湾，便创立「中国水墨画学会」，积极推动现代水墨画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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