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炎黄美术馆推出“新中国美术经典——再现收租院”雕塑展,展品是四川美术学院1977年完成、近些年曾多次参加国际国内重要艺术展览的玻璃钢镀铜组雕《收租院》,共有103件人物像和道具,是首次进京展出。本次展览配合雕塑作品同时展出收租院历史照片、收租院记录片等珍贵的文献资料。据展览方介绍,这次展览已经筹备了两年,由于此前并没有展览信息外露,因而,甫一开展即刻引起巨大反响。由于当时政治文明和社会道德、艺术道德、艺术思想等方面失落殆尽,作为事件和历史存在的收租院以及整个文革艺术存在大量杜撰和臆造,人们在期待文革当事人对文革包括对文革艺术进行理性反省的时候,却意外地推出这样的展览,自然会引起广泛的讨论。然而,展览方对此次展览的主题确定或者阐释,显得模棱两可,价值指向和展览企图并不清晰,使这次展览的企图和目的更加扑朔迷离。炎黄艺术馆副馆长周旭君表示:
开展对新中国美术经典的研究是炎黄艺术馆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现代性研究线索中的重要课题,希望通过此次展览,再现艺术奇峰,营造讨论新中国经典美术的语境和氛围,并对《收租院》进行不同文化语境下价值意义的历史考察,反映新中国成立后艺术观念的流变历程,为今天的中国艺术创作提供新的思考和启示。
周旭君在把《收租院》定位为“艺术奇峰”的同时,强调“不同文化语境下价值意义的历史考察”,旨在说明《收租院》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价值,在文革时期,它的价值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教育民众“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激发观众对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贫农)极大同情以及对地主的“残暴”行径的极大仇恨,从而不断发酵对某种现实的极大敬仰和认同。凡是文革时期已经喑事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个雕塑作品的。在那个时代,它充当了阶级教育的工具、媒介,对地主刘文彩、水牢、大斗小斗、卖儿卖女等概念早已稔熟于心。今天把这个作品拿出来,似乎旨在“反映新中国成立后艺术观念的流变历程,为今天的中国艺术创作提供新的思考和启示”,也就是说,在于发现它的雕塑艺术价值,提供新的思考和启示。但是,随着这些年不断公开刘文彩收租院的历史事实真相,公开雕塑作品《收租院》的创作过程,人们已经清晰地知道所谓收租院的种种场景纯属子虚乌有,完全属于政治需要的凭空杜撰。在艺术家的采风过程中,非但没有收集到证明刘文彩凶恶残暴的事例,反而了解到许多当年刘文彩的长工对刘文彩的好评甚至尊敬。在这个作品中,唯一的依据是当时的政府官员、艺术家的观念和功利性的创作动力,从采风到作品创作完毕一共用了四个多月时间,参与创作的有以四川美院教师王官乙为代表的美院教师、大学生、民间艺人、小学教师、重庆川剧团的演员等,这样创作出来的雕塑作品,居然成了“艺术奇峰”,居然具有深远的艺术价值,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撇开艺术作品的“真实性”(事件的真实和创作动力与艺术情感的真实等),仅从作品本身看,除了所谓“剧场效果”,在雕塑造型、情节结构、详略叙述、细节刻画、人物关系等方面,都没有离开一般的写实雕塑的基本框架,即使不怀疑参加创作的艺术家写实雕塑方面的创建能力,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连收租院这样的造假都敢做,未必还能够在艺术方法、艺术形式乃至艺术风格上离开“革命的现实主义”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唯一要求不成?从现存收租院作品本身,也看不出有哪些突破,从技巧和形式上讲甚至可以说,没有超过雕塑专业学生的创作水平。至于如此大的场景所展示的叙事性、情节性,完全是政治教育目的的需要,沿袭了故事会和连环画的传统叙述方法,便于低文化人群了解和接受,同时,这种作品所以能够实现情节性布局并非常迅速地诞生,完全得益于举国体制,在当时,没有资金、人力等社会资源的全力合作,作为艺术家个人几乎不可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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