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展览学术讲座的主讲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美术文献研究中心总监赵力教授指出：

《收租院》在中国雕塑史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是由特殊的时代环境造就的。作为特殊政治时期的产物，其艺术价值在今天仍值得研究和探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一方面，《收租院》是西方写实性与东方写意性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收租院》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这种概括性因其戏剧性的表现方式而表现出强烈的“剧场效应”，使得《收租院》至今仍能深深打动人心。

赵力与展览方的态度一样，完全回避了收租院所涉及的农民意识、革命意识、复仇意识，以及不择手段杜撰造假的丑恶行径、丑恶的艺术价值观，牵强地叙述收租院的所谓艺术价值。所称西方写实与东方写意的结合、高度的概括性、戏剧性的表现方式，实在缺少艺术事实支撑，姑且不说写实、写意的东西方界定是否准确，即便是这种结合，也算不上突破，更没有创新，相信在当时能够完成这种叙述性雕塑作品的艺术家大有人在。至于概括性，到底属于何种艺术价值，不得而知，至少相当牵强。如此基本的技术环节居然也成了这件作品的重要价值，不知道赵力出于何种考虑。说到打动人心，那是在特定社会心理支配下，现实主义艺术的一个基本功能，我们相信，在那个斗争手段无不用其极的时代，很多故事都达到了这样的“打动”效果。更何况，这种艺术效果仅仅属于最初级的艺术效果。当然，《收租院》并非毫无艺术价值，只不过这种价值属于“讲故事”之类的最普通、最基本的民间艺术层面，不值得深入研究，更不可能实现对当代艺术的启迪，如果有启迪，那就是脱离现实主观臆断地制造迎合体制需要的所谓“艺术作品”，这样的启迪不但应当抑制，而且应当防止。

要说《收租院》在今天具有价值，那就是系统地、完整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文明状态、社会心理状态、艺术存在状态。在政治文明方面，绝对权力对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全部社会领域的绝对支配，达到了消解人性、人的独立性甚至人身权利的程度，激活了蕴藏于历史遗传与现实发酵的、根植于民众之中的、基于个人利益、自我保护与彻底的私欲之中的丑恶、残暴品性，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制造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杀戮、残害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文明的丧失。收租院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才出现了当时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迎合这种政治需要肆无忌惮地杜撰和伪造主旋律故事，事实证明，刘文彩庄园的水牢等设施就是凭空杜撰出来的，旨在以极端的手段达到愚弄民众、误导洗脑的目的。在社会心理方面，非常系统和彻底地诠释了民众尤其是当时的基层官员的普遍思维和邪恶灵魂，比如为了制造一个穷凶极恶的恶霸地主，他们不惜绞尽脑汁，把能够想到的最残忍、最恶毒的意识和行为强加到“阶级敌人”的头上，人为制造一个个“魔鬼”，以煽动广泛的所谓“阶级”仇恨。收租院就是这种社会心理状态的最好体现，他们制造了一个十恶不赫的“阶级敌人”刘文彩，其某些残忍手段，刘文彩未必想到过，未必想得出来。这种事实呈现了在当时权力结构某些部分的邪恶与肮脏。艺术存在方面，体制内艺术家毫不例外地充当了政治目的和煽动仇恨、粉饰权力、制造个人崇拜的工具，不要说批判与质疑，即使“打高一厘米”的良知与权利都放弃了，自觉地、自在地、全身心地为政治服务，据有关资料显示，收租院的主创人员并没有止步于收租院，接下来还创作了《农奴颂》等虚假作品，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没有边界、无限放大现实存在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代表。《收租院》不仅不是什么“艺术奇峰”，甚至就是中国艺术的一种耻辱，与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的耻辱一样。今天我们从这些角度再看《收租院》之类的“艺术作品”，或许还有一些意义。遗憾的是，展览方和围绕展览开展的所谓学术讲座，都没有触及哪怕少许这方面的意思，更为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文革早已被彻底否定的情况下，依然回避文革艺术所承载的种种邪恶与毒害，依然从当时的思维模式与变相的发挥其完全错误的社会导向作用，实在有些“借尸还魂”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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