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宋冬

他一直都在以琐碎的、隐晦的方式重新展现中国家庭的生活与情感状况。以温和的平视的态度观察、呈现他身边的“穷人智慧”。

在北京798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接待大厅正中，摆放着一个矮小的、奇怪的房子。四面墙壁由老式的门窗组成——油漆剥落的木头和有些污点的玻璃。中间是一张木架床，一棵枯树“破床而出”，肆无忌惮的伸出屋顶。就像电影《贫嘴张大民》中所描述的张大民的婚床。而它确实发生在北京胡同的某些家庭中。

这是艺术家宋冬的装置作品，他给它取了一个有些诗意也有些残酷的名字——《与树共生》。再往里走，展厅深处慢慢显露出一个巨大的破烂堆，废弃的木头、过时的大衣柜、散乱的花盆……一个大杂院在渐渐还魂，逼仄空间下的生活，那些无奈、压抑、温暖的片段也都随着具体的作品唤醒了相似经历者的记忆。

穷人的广场

“工作人员是为了保护作品，把四周的门都关上了。本来观众是可以进去躺下的。”宋冬路过《与树共生》的那座房子时说道，“一圈门的上半部分是玻璃的，人们会有不安全感，分不清私人空间和外部公共空间的关系。门的下半部分是木头的，当他躺下就看不到外面，暂时会有一些私密空间的安全感。”

艺术家想通过这个作品探讨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宋冬的这些作品无关本身的技巧和美学，他更愿意以此为观众指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关系”并不神秘，曾经的大杂院中到处都是这类问题——个人隐私的剥夺与公共空间的侵占。

宋冬绕过那座玻璃房子，右转，开始留意脚下，沿墙根堆起来的旧瓦、废弃的瓶瓶罐罐都有被踢破的可能，再进去，就是一堆散放的板凳，破桌子上用粉笔画了楚河汉界，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坐下闲聊、下棋。这是真正的胡同生态。胡同被从小生长于斯的宋冬看作“穷人的广场”。“真正的广场是不许随便散步的。但是在胡同里可以。”宋冬笑笑说。

近五六年，宋冬一直在搜集这类“破烂儿”。“收东西，要什么不要什么，我有我的标准。”宋冬笑笑说。他的标准无非就是搜集那些可以作为符号代言那个时代生活的、后来又被时代抛弃的旧物。比如大衣柜。

这些其实也与艺术家儿时的生活有关。

宋冬一直没能拥有一个大衣柜，直到现在。

他的第一个家只有5.8平方米。1960年代初，计划经济下的中国物质匮乏，一切生活用品奇缺。在大饥荒过去不久，文革来临。宋冬出生正在1966年。在5.8平方米的房子中，居住着父母和宋冬姐弟四口人。很长一段时间，宋冬睡在一个柜子的顶上。这样逼仄的房间奢谈大衣柜的位置。在宋冬童年的记忆中，大衣柜是那个时代每个家庭物质生活的核心象征。一面镜子和一扇柜门对他来说，是那个时代的奢侈品。他的父母曾去捡些别人扔下的废旧木料，拼凑起来，自己做木匠费时一年多打造出了一个大衣柜。但因为家中无处摆放，也先送给了宋冬的祖父母。

几十年之后，曾风光一时的大衣柜被主人们抛弃了，但是仍有用处。它们被摆放进大杂院里，里面储藏着大白菜或者蜂窝煤。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为他们的主人侵占一些公共空间的地盘。

于是宋冬在旧货市场淘来数个大衣柜，将他们拼接成一个圆圈，镜子冲里互相映射。“这就像圈地运动。”宋冬笑笑说。他给这样利用一些私人方法占有公共利益拓展个人空间的方式起了一个名字，“借权”。

“借权”一词来源于“借景”，只不过那份借景造园中包含的雅趣早已被打磨殆尽，留下的是物质贫瘠所引发的无奈和不得已。

在宋冬这次规模巨大的个展中，除了“大衣柜圈地运动”之外，还有更为辛酸的“借权”。有人在房顶养鸽子，于是主人借助鸽子笼的空间一点点向上拓展，逐渐搭出了一个也可让人居住的屋子；有人在房子外墙外再造一堵墙，然后一点点将原本的墙壁拆除，以便拓展一些空间让居住者可以在睡觉时伸直腿脚……这一切都是“穷人的智慧”——它也作为了这个展览的名字。

实际上，将这个展览再向前推六年，当年，宋冬就开始以规模庞大的旧物堆砌出作品。而初衷只是为了给自己的母亲治愈心病。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