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艺术网编者按：

陈哲,女，1989年9月18日生于北京，毕业于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摄影与图像专业。在过去四年里，陈哲以影像记录了自己与他人的自戕行为。

2011年7月，陈哲获得了马格南的英格•莫拉丝奖，这一奖项以马格南女摄影师Inge Morath的名字命名，以鼓励世界各地的女性摄影师为宗旨，每年对一位进行长期项目的青年女摄影师做出奖励。

在这次获得Inge-Morath摄影奖前不久，陈哲还入围了玛格南Burn杂志的年度摄影师奖。更早一些，今年4月，她的作品《可承受的》系列自拍像首次在草場地攝影節展出，並最终获得了三影堂摄影奖。

这个9月，《蜜蜂》在上海的比极画廊做了第一次全面的展出。

《东方早报》的记者沈祎对陈哲作了一次专访。但限于版面，《早报》没有刊出二人对话的全文。以下完整版，转载自沈祎在豆瓣网上的个人博客。

（图说：《蜜蜂 NO.065-01》　F曾被送往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为了提高多巴胺的含量，医生逼你吃药，一定要吃药，不停地吃药。吃药是世界上最恶心的事，每天5点钟醒来，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世界是灰色的，什么情绪都没有，人生就这么过去了。我有时把药都丢掉，有时很想吃，吃了又都吐出来。”） 

把生命留在自己制造的伤口里

1 沈祎：在提到你的第一组照片《可承受的（The Bearable）》时，你说过当时并没有明显的作品意识。从《可承受的》到《蜜蜂（Bees）》，摄影对你的意义是否有所改变？在拍自己和拍别人的时候，心态上有什么不同吗？

陈：《可承受的》是我的个人史，从2007年开始持续至今，记录了在我全无作品意识的情况下一笔一划的情绪外溢。这个过程里，摄影于我的本质即是战胜恐惧：站在虚无的峭壁上，如何面向深渊，嘲笑它，而非为它所制。而《蜜蜂》作为一种延展的肖像，展现出摄影师本人与被拍摄对象之间共通的特质（concatenated identities）。所有蜜蜂都是我的延伸，也是彼此的延伸。

两者不同在于《可承受的》是绝对即兴的结果，它的拍摄并不以创作为目的，好多东西一股脑流出来，烧得噼里啪啦，烧完就没了。而《蜜蜂》尽管延续了这一“令人瞠目结舌的主题”，但决定做这事、做事的方式与节奏都是经过考量的，在我的行为空间内。它是一个被“安全”计划过的令人“不安”的项目。

在《可承受的》的阶段，我最常想的是自己该怎么生活，自戕之外，我以何度日？《蜜蜂》让我意识到自己只需要跑出去，与人说话，接纳说话的人。“一种同人亲近、摆脱孤独的渴望。”——瑞典摄影师Anders Petersen这么形容自己每次看底片的感受。摄影不是他的工作或职业，而是他日常生活的一环。他追寻的不是每个人的差异，而是什么力量可以让不一样的人更接近。这也正是我的意愿。

2
沈祎：请介绍一下这次展出的系列《蜜蜂》。

陈：《蜜蜂》这个题目源自维吉尔评蜂：“它们把生命留在了自己制造的伤口里”。蜜蜂刺人，目的是保护自己，结果是牺牲生命，这是一个无可调和的矛盾（an irreconcilable paradox）。当面对生命中的混乱、暴力、疏离与无可避免的失去时，“蜜蜂”们选择在自己的身体上留下痕迹，以此确认并保存诗意的心。在与他们交换故事的过程中，我与自己没能做到的和曾经努力过的可能性相遇，并感动于人们是如何执拗地对激烈的情绪做出反应，又如此不懈地复原自己。无论各自的生活多么不同，但我们确定无疑地共享了相同的情绪。

《蜜蜂》意在敲击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刻板认识，而不是提供插图式的印证：他是一个人，不是一类人；他不能被社会演练出的公式所预期。尘埃落下，有人挥手弹开，认为不值一提；有人将它们全部吸收，布满身体。在感到困惑的时候，“蜜蜂”们选择“把生命留在自己制造的伤口里”，以度过生活中的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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