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人之为人的责任感

　　3沈祎：《蜜蜂》的创作应该是成体系的，从前期调查到个体接触，能否大致说一下你整个的创作方法论是什么？

陈：拍摄开始前，我花了半年时间学习——准确地说是重拾——如何与人沟通，同时在网上做调查、发邀请信。信首把自己和盘托出，我这样多久了、最常使用什么方式、在何处留疤以及一些关键的心理事件，附上《可承受的》作品链接，简述我对自伤的认识，最后邀请对方参与拍摄。回国后整理名单，确定城市和路线，与每位“蜜蜂”共同生活一段长短不定的时间，期间进行零散的拍摄。

我希望作品第一眼看上去是关于秘密和情绪的，同时它富有揭示性（revealing）的信息，像是为无法回答的问题所列的目录。观者始终无法亲面影中人的表达，他们看到的只是照片，读到的只是字。怎样才是对人之为人的精彩概括？我对这种展现有一种责任感。同蜜蜂们相处的时间有限，我生怕做的表面了，浪漫了，类型化（stereotyped）了。但如果时间上毫无节制，我能做到持续地给出正面的信息，同时保持平衡吗？如何能够穿越对方，却又不相互混合呢？

　　4沈祎：蜜蜂们恐怕都很敏感，拍摄时你如何与对方沟通？

陈：同陌生人的会面往往是从交换个人信息开始，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来此何干，而后再通过交谈进一步了解对方。与这种由浅到深的交往相反，虽然我是一个彻底的外来者，但最先接触到的是蜜蜂们的精神根基。相机不是我的护照，共享的历史才是。不要像疯了似的拼命想解决，或是试图用关爱消除一切隔膜，接近的方式有时是保持距离，甚至是保持沉默。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与他们共度一段时间，分享生活里琐碎的温情，这些都比照片重要。

“我是摄影师也是共情者”

　　5沈祎：《蜜蜂》的拍摄对象大多处于封闭状态，画面里都是一种和自己对话的状态。有没有想过去探求他们身边的人，比如朋友、父母、同事？

陈：每个故事都能引出一串“罗生门”，蜜蜂们呈现给我总是、也只能是从他们的角度看到的故事，或许来自蜜蜂身边人的故事会是完全不同的版本。因此我不将《蜜蜂》看作“纪实”，这个“实”究竟在哪儿很难说，每个人眼中有自己的“实”。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身处对方故事之中时，百分之百地相信他。

　　6沈祎：拍摄《蜜蜂》时，哪一些瞬间你认为是会打动你的，令你摁下快门的？

陈：有很多打动我的瞬间，但我没有拍。我会刻意错开那最具决定性的瞬间。看到对方陷入某种情绪里，我往往也跟着扑进去，摄影师的“职责所在”倒是显得不合时宜了。

　　7沈祎：不知道你是否熟悉日本摄影师岡原功祐（Kosuke Okahara），他也曾拍过一组反映日本年轻女孩自伤的作品，叫做《Ibasyo》。Ibasyo在日语里是“身形和精神的居所”的意思。他在作品自序中说，有的时候，他和那些女孩其实都通过摄影寻找各自的Ibasyo，尤其那些在日常中容易否定自我的女孩，在看了照片中的自己后找到了存在的支撑点。不知道你个人有没有类似的感受？

陈：巧得很，上个月在东京纪实摄影工作坊上，Yumi Goto女士举行了一场题为《摄影师与拍摄主题的个人关系与承诺（Personal Connection and Commitment to the Subject Matter of Photographs）》的讲座，同场放映了《蜜蜂》与《Ibasyo》。我在早前就看过这组作品，还有Okada Atsushi 的《I Am》、Kawori Inbe的《倫理社会》等，都涉指了自伤主题。

美国摄影师Raymond Meeks说过，"Artist books could be cathartic"，即“一本好摄影集应该是催排（情感）的”。照片是我和蜜蜂们共度时光的副产品，而这共享的经验本身是为了催排“存在之支撑点”的必要消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照片就像是区间公车，最好是到站就下车，照片和照片里的东西一起下车。我并不期望它们抵达任何高于生活的、甚至逼问时间的地方。

　　8沈祎：当你看到蜜蜂们自伤时，你内心有没有一种道德挣扎？在有摄影镜头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刺激”他们把自伤作为一种“表演”？

陈：《蜜蜂》里的年轻人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不知所措，他们或许会困惑，但很清醒，对自己的行为能做出系统且深入的解释，不会软弱到被一个镜头就刺激了。对于摄影师传达出的讯号他们有着天然的敏锐，你是在猎取，还是尽可能地做到与日常平行？其差异不言自明。要说切肤的、“第一现场”式的表达，我早已通过《可承受的》说够了。因此无论是我的出发点，还是蜜蜂们的状况，都不存在能让我感到“道德挣扎”的因素。

我唯一目睹的一次，女孩F当着我的面要下手。当时的我首先是个摄影师，同时也是个共情者，在她身边时又似个倾听者，三重身份的交叠令我困惑该以什么立场回应她。F于是为我打了个比方：“（感到）虚无和自毁的关系就如同口渴和喝水。你小的时候，渴了就要喝水；但长大的你渴了不一定喝水，喝水也不一定是因为你渴了。不要为这件事赋予它本身并不存在的情节性，没什么大不了的。”末了她一步步做她想做的，我们一起清洗血迹，还出门买了夜宵，拍照反倒是最后才想起的事。我将这段经历视为两个相互开放内心的人共同成长、建立内心秩序的过程，其指向是向上的。

　　9沈祎：在你的照片里，有一些直面伤疤的特写式的画面，镜头离对象很近。后期的照片有一种越拉越远的感觉，开始出现大环境，人物反而变得渺小，甚至会“消失”（出现很多空景）。这种和拍摄对象的距离感，是否由于你个人心态的变化？

陈：《可承受的》因为是自拍，而我又少用快门线，受相机限制很大，最远只能从一胳膊外的距离拍，对于比这再远的东西我也不感兴趣。当时总是一个劲地往里看，越看越往里。《蜜蜂》较之要明显开放、宽容得多。伴随着接纳他人我学着去更好地接纳自己，凝视的密度变大，眼前出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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