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蜜蜂 NO.071-01》 第一次见S时她刚从图书馆出来，聊天的过程里我很快印证了自己的想象：这是个顶聪明的女孩儿。“我对松浦理英子在《塞巴斯蒂安》里提出的想法很有同感，简单说，就是世上没有真正的精英<所谓不走弯路的聪明人>，只有俗人和痞子。”） 

自伤的原因很复杂

10沈祎：摄影最初出现在你生活里，仿佛是以一种“解药”的角色出现的，“希望作品像是为无法回答的问题所列的目录。”在这些影像的积累中，你对于自伤这一课题，有没有得到一些答案和感悟。

陈：小“病”说不大，大“病”不能说，一说就小了。很多人之所以不愿谈论自伤，是因为尽管痛苦千真万确，可一旦跑进世界的对话里，本意反而丢的不知哪儿去，被弄的很脏。我从来避免使用过“治愈、出口、解药”，这类词默认了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你无法确定它是一开始就在那儿，还是事后为了方便理解才被赋予的。

在拍摄《蜜蜂》的后期我见了一位心理学家，那次长谈对我的启发很大。我问她，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我始终无法回答自己。她说：“你是对的，原因从未有过，答案栏上的空白就是答案。想像你的个人史是一条时间线，从A到Z。最开始的原因，假设是童年伤痛，我们称它为A，你慢慢长大，出现了B，又遇到了C、D、E等等，X、Y是离你最近的原因，它们一起塑造了现在的你，Z。若你把从A到Y中任何一个原因单独揪出来，都是对其他所有原因的不公正，你忽略了它们确实发生过；也是对那一个被你揪出来的原因不公正，因为你把一切都降罪于它。”

我可以举出一大串理由来回答为何自伤，但没有一个是真的。一切所谓的“异常”，都无法也不可能被归咎于某个特定的成因。正如我们无法从化合物中分辨出形成它的物质，人的心理构成并非点对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连串的交互反应：因果互为因果，此层影响彼层。“正常”也许是比怪异更私密、更主观的概念。自伤可以被理解为面对存在本身的过于诚实，诚实到无处可往，诚实得令人别扭。它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不是疾病本身。

　　11沈祎：听说你很喜欢Francesca Woodman，把她的照片复印以后贴了一墙。为什么喜欢她？

陈：那是一张名为《I could no longer play / I could not play by instinct》的照片，大意就是我不能再这么玩下去了，我不能再这么由着性子过了。照片下面的文字被涂改过，不知道她原本写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两次书写之间隔了多久。她的头被构图裁了出去，酥胸微敞，右手拎着把晃动的小刀。

当时18岁的我倾心于Woodman这样一个14岁开始拍照、22岁自杀、喜欢超现实主义和哥特小说的女摄影师，不得不承认，这更像是一场偶像崇拜，我其实是非常兴奋地将自己投射在她作品和人生中的“暗、窄、湿”里。现在我对她的情感已不如当初那么强烈，我已经活过了22岁，日后仗还得打，舞还得跳。

　　12沈祎：由于你个人的经历和涉及的题材内容，这容易让人模糊你“摄影师”的身份。有没有想过在未来拍摄其他题材？

陈：伤残无非只是我生活里的某一个面向，这个面并非为了被观看而存在，但可能会因为被孤立地展示出来而显得过分打眼。与此同时我的生活还有很多面向，在观者的视线之外它们成长，如此互不依存，作品和观者之间就有了一种干净，我很珍稀它。未来如何我不敢妄言，自己现在感兴趣的仍然是活生生的东西——通过它们可以与人沟通、与自己对话、与世界发生联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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