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南长街54号”的生活

“队伍从门口排到中南海西门，民国前后那些风云人物都来过……

他们兄弟俩都有摸麻将的习惯，但是梁启超打麻将根本不是为了打麻将，他是习惯构思的一个环节、一个准备，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他也总是输，他不考虑输赢的事，打几圈麻将就停了，打麻将非常安静，实际上是大家陪他打，他就到南房去，对后边来说是南房，对前边来说又是北房，是中间的，可以说是被房也可以说是南房，不太好界定。他有一个保镖叫曹武，以前会双手打枪，可能当过强盗还是什么，不太清楚。小孩有时候在他那屋玩儿，他们大人在那儿打牌，小孩上那屋去玩儿，曹武去一边夹一个就夹出去了，这个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在那个屋子里边去，别人就不能进去了，我外公住在北边，我们家那边，梁家，像我大姥姥的其他孩子住在西房，他的家在那儿住，就是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梁启超写东西不在那屋住，一般他都是一宿，我妈说他一宿要抽三炮台的土烟，有的时候抽五十支还多。

那会儿我记得这个院里曾经非常热闹，非常风光，梁启超一来的时候客人非常多，不得了。马车、汽车从我们家，我们家那个院子在胡同里边，要一直排到南长街口外，一直到中南海西门那块，全是在那儿等着，非常多，一直排长队。有时候曾经有门房就收红包，谁来要见的话他得先收钱，结果我外公最好的一个朋友他收人家钱了，跟我外公说了，说这个事太那个什么了，辞没辞他我不清楚，就是他收钱挺厉害的，因为见他的人多，我妈说民国前后那些风云人物都来过。

我们家里有很多蔡锷写的东西，非常多，至少很大一捆，不少，红卫兵抄家的时候当好东西都弄走了，当时这些都在。

康有为来了以后也经常在这儿住，我妈说她小时候，因为康有为去世的时候我妈才七岁，但是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跟着她爸爸一块来，特别喜欢我妈，小时候经常抱着我妈玩儿，后来解放以后，康同璧好像也是中央文史馆馆员。“文革”前还到我们家，不是经常来，也是来，具体来的频繁不频繁，就不太清楚。

“文革”时候抄我们家，大概抄过两次，一次是1966年8月28，第二次是9月1号，我外公去世的第二年。第一次来是北京六中、石油附中，还有五十六种，几拨红卫兵来抄，……到后来他们是在我们家抄家的时候觉得特别惊讶，怎么这么多东西，我记得比较清楚，因为梁思永在殷墟呆过一段时间，他也在那儿住，好多甲骨，那个东西有的直接送到历史博物馆，从上午开始抄，到晚上八点钟红卫兵回来说历史博物馆特别高兴，说这批东西送进去以后他们那儿都没有，他们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这里就非常多，是思永带回来的。抄完家是8月底9月初，10月份，刚过十一不久，天还不太冷，他们串联，抄完家串联，回来马上给我们家落实政策，抄完家之后给我们家挤的是一间房，又给了四间房。

他们抄家以后这帮红卫兵到广东去串联，他们认为抄的就是梁启超，不认为别人，他们认为都是梁启超的东西，大部分是梁启超的手稿、康有为的手稿都在这儿，而且我妈也说这就是梁启超住的地方，他们认为他们抄的是梁启超家，结果去了以后红卫兵吹牛说我们把梁启超家抄了，当时广东那边有些人比较认，华侨什么的，说你们凭什么要抄，跟他们理论，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人还这么有名。

我妈他们一提起二嫂，对林徽因都非常敬重，到我妈妈晚年的时候一提起二嫂，咱们不说了，但是一提二嫂都交口称赞，所以我外公肯定是特别支持，促成这件事。他们婚礼是在加拿大还是在美国办的，不是在国内办的，同时同一天在国内也办了，中式办的，就在这儿办的，南长街，具体怎么办的我不知道，我妈说当时我们家有一个大桌子，十几个人的大桌子立在那儿，平常不用，我妈指那个桌子，说那会儿院子里光收的礼、首饰就满满大桌子，我说东西哪儿呢？当时都拿走了，不知道拿哪儿去了，不在我们家，送走了，肯定在这儿办过。

他肯定支持，尤其“讨袁”这件事，他们叫护国战争，他肯定支持，他是不愿意梁启超，比如说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什么的，他不愿意让他参与这些，因为当时政局老是不断变化，不稳定，他不愿意让他进入，他可能认为梁启超，现在说就是他是政治上不成熟，比较幼稚，可能他那么认为，按照现在的话说，所以他反对他参与过多的政治活动。

不是我说的，我妈他们都这么说，而且是晚年主要居住的地方，没有别的地方，到北京就在这儿，最后从这儿进了协和医院，两次住院都在这儿走的，包括《白先生文集》，就是他从协和医院拿去在那儿看，我外公给拿的，偷着拿的，大夫不让他看书，偷着批的，他要写《白先生传》，肾病，要让他休息。他可能就是想写一个传。

——根据梁启勋长外孙回忆“南长街54号”采访纪录整理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