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会现场吴亮发言

2012年9月29日，下午2点，朝向未来的回归讨论会在上海市城市雕塑中心1号会议室如期举行。本次讨论会是上海红坊画廊联盟为配合“文化上海”展览而举办的一次讨论。

吴从容：各位老师好，研讨会现在开始。

我们红坊画廊跟郑培光先生一起，希望呈现给大家一个上海的文脉。在这样的构思下，这次总共有七家画廊参与进来。这个画展的名字叫“文化上海”，这和吴亮老师主编的《上海文化》杂志的名字巧合，而我们和吴亮老师也有很多共识，所以我们有幸邀请到吴亮老师作为这次展览的策划人和学术会议的主持人。现在有请吴亮老师。

吴亮“历史与未来：文化上海的再描述和再定义”

吴亮：没有想到今天会场这么大，我平常只适合在一个小范围里面跟大家交流，一般不超过二十个人，今天已经超过了四十人。

我本人对艺术的关注始于1970年代末，我最早认识的画家是张健君，通过他我接触了当年许多艺术家。这漫长的三十年当中，我跟艺术家和上海现代艺术的关系非常私人化。我一直说我只是玩家，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朋友们总是觉得我过于谦虚，不肯负责任，他们希望我多为上海的艺术多说说话。当然，这次我确实不可以再说我不能胜任了，我非常荣幸地接受了上海七家民营艺术机构的邀请，和他们一起合作策划了这个展览。在我看来，民营机构的话语权、私有企业的话语权、非官方的话语权都是非常重要的，权力必须全民分享。福柯指出了权力的无所不在，但是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权力的问题。既然如此，我以为出路只有分权，分享权力。现在大家也许更多想到的是市场份额，我想强调的是话语权的份额。跟民营企业在一起合作，我觉得我似乎部分地拥有这样的话语权。在这个联盟展中，按照惯例我会发表一些评论意见，这些评论跟大家的看法也许会达成一些默契。当然，这些评论不可能为这个展览中出现的所有艺术家所有新名词负责，我不可能谈论这个展览中的每一件作品。这个展览，不以风格命名，不以流派命名，而是以上海命名，只是将跨度几乎一百年的众多作品放在一起，甚至连美术史都难以概括不了它。这次研讨会，国内的艺术批评家我只请了王南溟。我本来还请了李旭，他在中华艺术宫——非常美妙的名字——工作，他今天有事不能来了。今天我邀请的主要客人大都来自其他学术领域和文化媒介机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展览放在一个更大的话语空间里来进行谈论？我并不是说艺术界的自我讨论和内部讨论不重要，而是有感于中国现在的两大奇观——一个是当代艺术，一个是当代理论，在这两大领域中活动的人几乎可以无所不谈。今天在座的不仅有学院的教授，还有作家，有不同学术背景的，还有媒体的和官方的来宾……但身份不是问题，气味相投很重要，我们借这个机会，让各位画廊老总和学者们有一个初次的见面。

今天之所以开这个研讨会，也是希望在座各位跑来红坊这边走走，看一看吴亮策划的艺术展览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故事和风格，我并不要求诸位来评论这些画。我另外拟了一个题目，叫“历史与未来：文化上海的再描述和再定义”，我们不妨就这个题目来谈一谈。这两天各家报纸正在宣传将要开幕的中华艺术宫的展览，很好。我相信这些展览里面有很多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或是再次看到。但是非常遗憾，在这些宣传报导当中，你的展览背后的思想是什么，我实在看不出来，你有观点吗，好像没有吧，你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嘉年华将要开始了，或是N个嘉年华将要开始了，如此而已。当然，我们今天的展览也可能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嘉年华，但我们起码希望我们有一点思想有一些观点，这是我们的起点。明天就是中秋了，后天是什么节日我并不关心，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比这个更长久，中秋节的历史也比它长。

今天大家聚在一起，我特别想听听各位的高见，随便什么都可以谈，谢谢。

讨论会现场王南溟发言

王南溟双年展跟我们的思想前沿到底有多大的关系？

王南溟：随着上海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当代艺术馆这种超大规模的艺术美术馆的启用，最近不断有人声称中国美术开始大繁荣了。他们开始这么提的时候我就提出了异议，但这种异见文章在我们上海的媒体不能发表。

我之前写过一篇关于“重新发电”情况的文章，现在的双年展还是用这种方式，这跟我们的思想前沿到底有多大的关系？诸如此类的宏大模式，在我们上海陆续出现。反过来讲，我们明天将面对的是国家的行政体系来操控和配送的当代艺术馆，这种方法从制度建设上来说，就是倒置。如果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如果明天的话语力量和学术力量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当代艺术就迅速转化为行政的和计划性的推广，势必造成两个问题：一是往最敏感、最前沿的思想过程推进的当代艺术，将迅速转化为思想没有跟上的当代艺术外壳，思想被掏空或是思想被打压下去。另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庞大财政多少亿拨款下去之后，直接打压的将是民间的团体。再大的财团，再有经营能力的民间画廊，都没有力量跟国家庞大的财政抗衡，民间的当代艺术氛围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好。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没有把当代艺术博物馆认定为一种从民间自发成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的自然产物。比如说我们开始收藏艺术作品，开始做画廊了，做到一定的程度，有足够的作品了，肯定想把事业进一步地发展，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自己盖一个小型美术馆。这是当代艺术博物馆成长起来的经验。社会接受了博物馆的话语权，才慢慢转化为国家公共领域的机构，而这种状况，是民间推动起来的。没有这个次序，就变成了第二次的当代艺术操控，先有国家意识形态的主题，大家都往国家的组织形态靠，双年展就变成了上海一个意识形态宣传的方式。

2000年双年展的主题是“海上•上海”，标志着海纳百川。我们讲海纳百川的时候，是讲我们到底有多少新东西通过上海来形成，诸如此类。现在其实是另一种海纳百川，海就是两个馆，中华艺术宫和当代艺术馆，这样的构成方式本来就是错误的。

假如民间的基础不稳定，势必会造成学术和艺术的扭曲。一个基础空间就是画廊，它是通过经营来发现新的意识的发展。还有一个基础空间在美术馆之下，我们叫非盈利艺术中心。非盈利艺术中心在中国本来是零，是空白，因为没有任何机制。两个基础空间受到强大的公共财政的挤压，对学院里的我们，对美术系艺术管理教学的实验者，学术角度的教学很难展开。声音太单调了，整个艺术的面貌太单调了。问题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在90年代的时候，开画廊的就是老外，因为老外有老外的客户，中国本土几乎没有人买画。我们艺术中心到今天为止，因为没有自己的基金会推动，民间的声音肯只能依赖于画廊，如果画廊自身推动不够，客户群没有以画廊作为基础单位来扩展，到一定程度也就是自己买了画到家里挂一下，还有就是在家里收藏或是到最后捐赠。

现在上海不是需要建这么大的两个馆，恰恰相反，首先是需要有相对稳定的画廊群。目前上海的这点画廊群是不够的，跟我们这个国际化大都市远远不相称。政府没有更好地去支持画廊，反而建造这么大的两个馆，完全是上海在文化政策、艺术政策上一种行政化强权的体现。

第二个基础空间是艺术中心，这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基金会，从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到民间自己成立的基金会。倘若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不再支持这种民间社团，市里面的基金会也没有，上海文化中心盈利机构就发展不出来，艺术作品肯定无法创新，这时候我们新的艺术在哪里？

这其实都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一个社会如何让文化制度发展，不停地有创造性，有创造力，就是如何做展览，如何带领艺术家推动。画廊和画廊之间有竞争关系，在竞争过程中，能不能做成伙伴关系，因为在西方画廊联盟中有类似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从学术角度，从评论角度，从画廊的经营和收藏群体的角度来讨论。今天只是一个开始，后面还应该有更大的工作。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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