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我国陶瓷发展历史，自釉下红彩产生之后，如何能成功烧造出呈色稳定的釉下红彩，一直是窑工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其中的关键，主要在于铜红料的极端敏感和窑内还原气氛的难以掌握，稍有偏差就会产生红晕，或者发色泛灰、泛褐甚至泛黑，还有可能造成部分纹饰消失。即使是到了制瓷技巧已登峰造极的雍正、乾隆时期，也无法完全确保釉里红的品质，陶工打开烧制釉里红瓷器的瓷窑时，映入眼帘的往往不是预期的一抹艳红，而是一片晦黯灰涩，色泽褪尽的情况亦时有发生。而在其他国力较弱的年代，则只好以稳定的釉上红彩来取代釉里红。根据明代监制瓷器之官员呈递的多份奏章，可见当时的陶匠在烧制釉里红瓷器时所面对的重重困难。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一位名叫徐某的窑监迫于无奈，向皇上奏表陈情，恳请皇上体察陶匠昼夜赶式之苦，设法改善大量赶制景德镇贡品瓷的苦况。此奏章的重点之一，便是建议用矾红彩瓷器代替釉里红瓷器。一般来说，君王均不喜被人拂逆意旨，而且矾红彩也要经二次复烧而成（出错机会也因此倍增），因此窑监一般情况下绝不会提出这样的请求。鉴于此，足见这种迷人的装饰技法令当时的陶匠倍感压力，同时亦道出了上品釉里红弥足珍贵的原因。有些鉴赏家甚至认为，一件成功的釉里红瓷器，“既赖人力，尤关天成”，更为这种珍贵的瓷器品种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釉里红的烧造既有可能是实践总结的成果，也可能纯粹是也于偶然。我国首次出现釉里红作为装饰的瓷器，最早可追溯至唐代长沙窑。当中有些器物的图案从绿釉渐变至釉里红，这也许是机缘巧合，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效果绝对是陶匠故意为之，也许正是它们开启了宋代及其后河南钧窑殷红艳丽的窑变风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广西省容县窑出土了极为罕见的宋代单色釉里红的残片。这个广西瓷窑的制品主要以仿青白瓷和耀州窑系为主，该批文物是中国迄今已知最早采用含铜料烧制单色釉的瓷器。除此之外，宋末至元初采用铜红料的唯一证据， 便是几件宋末元初的龙泉青瓷上的铜红斑点（近似青瓷上的铁锈斑）。直到元代中期，景德镇在烧造釉里红瓷器上才有了明显突破，但限于技术原因，流传至今的许多元代釉里红品种，按一般评定标准来看，均有颇多瑕疵。到了明初洪武年间，釉里红突然迎来黄金岁月，其后明清两朝官窑开始断断续续烧造，但由于成品难度极高，其产量远远不及青花瓷和其他单色釉品种。

自古以来红色便被我国视为吉祥喜庆的颜色，洪武时期，红色更是洪武大帝的最爱，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色彩。根据《明史·志第四十三》记载：“洪武三年，礼部言：‘历代异尚。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服饰黄，旗帜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从之。”而釉里红，更成为洪武大帝最为偏爱的品种，从南京明代故宫出土文物来看，也能证明一二。1366年，朱元璋开始在南京（即当时的金陵）东南面动土兴建南京明故宫，中国宫廷的屋瓦常以色泽艳丽的铅釉作为装饰，基本都是以北京紫禁城著名的黄琉璃瓦顶为主，然而1989年考古学家在明初皇城城墙内，于西掖门至社稷坛一段进行发掘工作时，发现了八件白色屋檐勾头及滴水瓦片，其上均绘有釉里红浮雕纹饰，这批圆瓦皆以五爪龙纹作为装饰，而云纹瓦上则绘有凤凰纹饰，屋瓦尚且以釉里红为饰，这也能从一个侧面证明洪武大帝对釉里红瓷器的偏爱。

洪武时期釉里红跃居瓷器的主流地位，有别于明清各朝以青花为主的时代，出现了若干代表作品，成为我国瓷器发展历史中重要的一环。但是遍观世界各地公私收藏和近年景德镇窑址出土的官窑残片对比来看，洪武釉里红瓷器在当时烧成后，因发色、器形等缺陷而即遭毁弃的比例极高，即使通过拣选入宫的贡品，也往往达不到一流的品质。而大多数贡品更禁不住岁月和人事的折磨，或已荡然无存，或以残缺的面貌遗存至今，即便如此，流传下来的洪武釉里红瓷器依然为数寥寥。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