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对自由的召唤,是对人生命自由、生存自由、精神自由的召唤,也是对自由疆界不断的开拓。自由总是有限的,但不同时代其有限性是不一样的。对于当代艺术来说,肯定要研究艺术和政治、艺术和资本的关系:政府要进行管理,总是有不同的限制;资本是谋利的,总是要制约艺术。这两方面都会对于艺术家个体创作的自由形成某种限制,这是事实。争取自由,既不能完全服从于既定限制,也不能完全依靠反对。仅有逆反并不是真正的批评之道,也不是学术研究态度。
艺术和政治也好、和资本也好,始终是一种博弈关系。博弈就是你始终不能没有它,但是你又不能顺从它。这就像下棋一样,始终处在对抗关系中来相互较量,而且通过这个较量相互改变。但这个改变可能是艺术的胜利也可能是艺术的失败,就像棋局一样有赢有输。顺从于政治、顺从于资本,艺术就是一个败局。这一点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反对将中国当代艺术完全官方化、市场化的原因。
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有较好政治和不好政治的区别,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争取较好的政治。较好政治的前提是要保护公民的个人自由和宪政权利,而宪政权利其实就是建立在个人自由优先性宪政原则的基础上。能够努力这样去做而且不断调整的政府和政治就是“较好的政府”和“较好的政治”。中国当代艺术也在促使政府朝着这个方向改革。
善意资本指的不是“左右艺术的资本”、“挟持艺术的资本”,不是“急功近利、现买现卖的资本”,不是“追求最大利润的资本”。资本与学术、艺术与市场是两个线路,这两个不同的线路的结合在哪个地方呢?我认为这个点在于对艺术作品历史意义的期待、对艺术作品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的期待。只有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资本才能避免了急功近利、现买现卖的牟利要求。
资本并非都是恶意的,当资本不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时候,它就开始关注环境,关注生态,关注它所雇佣的劳动者的利益,这个时候资本就开始由“恶”向“善”转化。所以“善意资本”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着眼于长期的,具有投资眼光的资本;二是不尽一切手段谋求最大利益的资本。追求动态性收支平衡和适度利润的资本可以达到某种善意化,它会为学术、艺术提供较好生存空间而具有相互结合的可能性。
记者:那么如何去寻求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善意资本”呢?作为批评家、策展人要去做些什么事情鼓励这些善意资本发展呢?
王林:曾经有人说过一句话:“中国人穷得太久了”。而“穷得太久了”到一夜暴富,其实很受不了,所以急功近利心态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因为这种急功近利我们漠视文化、否定价值观、道德底线,而这在艺术界不绝于耳,甚嚣尘上。这是中国人穷得太久之后一下富裕必然要出现的短暂现象。
经过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世纪初期的一些折腾,比如经济上的股票、房地产之类。艺术上也是这样,比如说艺术界的拍卖作价,已经荒唐到比其他领域产品更假的程度。经过这些以后,中国的有钱人,有头脑的人开始慢慢思考怎么具有文化和艺术的建设性,也开始出现不追逐最大利益的资本家。
做艺术肯定是要花钱,而且花的钱都是资本的钱,怎么去倡导这样善意资本的投入,和善意的资本家逐渐建立可持续性、相互信任的关系,这是我们策展人、批评家应该去做的事情。建立一些比较切实可行的运作机制,这是我们必须要努力去做的工作。
中国政府对基金会的控制非常严格,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严格。中国当代艺术在没有基金会的赞助体制帮助的情况下,能够运用的资源是什么?国家美术馆的自由非常有限而且有相当严格的审查和控制。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动员和发动民间力量,为中国民间公民社会的文化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通过民间资本的良性化、善意化,争取中国当代艺术策展、批评的资金支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是针对青年艺术家的问题。本次展览“未曾呈现的声音”分为九个部分,其对于历史、当下的问题极为关注,但是在当下就年轻艺术家来说,他们的作品多是倾向于“小清新”一类而与个体生活较近。对此,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问题呢,对于年轻艺术家的创作您怎么看,对他们有什么期待?
王林:我们这个展览分为九个部分,四个大的展厅,之所以这样分是从参展艺术家作品来考虑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参观者提供一定有序性和观看角度,给参观者一个提示,有利于他们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状况。
此次展览艺术家跨度较大,包括了从1979年到现在活跃在中国当代艺术舞台上的艺术家。79年一些早期前卫的艺术家是一代人,“八五新潮”是一代人,“八五新潮”到“八九后艺术”又是一代人,还有就是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这几代人同时在场,我们有机会做一个既有历史性又具有当下性的展览。比如说79年很重要的艺术家尹光中、马德升,他们的创作在今天还非常具有活力,所以我邀请他们参加。当然参加过新潮美术的艺术家更多了。
做这个展览之前,我走访中国十多个城市。之所以去考察,是因为我对当前青年一代艺术家的创作状况并不满意。从学院刚刚毕业的艺术家受市场影响太多,为了画廊在创作。不少作品只关心个人的、小圈子的、男男女女的生活。这是有问题的。我想去看一看有没有年轻人在关注更广阔的东西。我想看看青年艺术家究竟在关心什么。通过了解发现他们并非是描述出来的状况。并非如此,有不少年轻人非常具有创造力,十分艰辛、非常执着在进行探索,并且成效显著,水平较高。
比如张湘溪、陶发,他们非常年轻,有活力,创造了不少好作品。我们应该把他们发掘出来,这是策展人、批评家的责任。我的个人能力有限,但我尽力去发现这些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人的精神状况敢于面对、敢于揭示的青年艺术家,他们呈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面貌,而不是什么“小清新”之类的东西。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对于这个社会、历史的有见解的表达。我不相信整整一代年轻人会在所谓“小清新”里沉沦,这是一种假象。真正的艺术家恰恰是对潮流性的东西敢于逆向而行的人,批评家、策展人应当将他们挑选出来,让他们代表年轻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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