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创建的博物馆之一——抗战文物陈列·正面战场

博物馆聚落

博物馆聚落，这是樊建川在建立博物馆最初就想到的空间形态，他自己将想法归结于多年的江湖阅历。“你看各地皮包一条街、手机一条街、汽配一条街，你必须把它做成一条街，它才能成为一个目的地。比起专卖店，商场会给人更多选择，有人可以买药，也有人可以买到家具，各凭兴趣选择。”在“聚落”之前，樊建川觉得更形象的词是“超市”，打破博物馆的神圣性，使之成为一种邻家的、普通的文化业态是他的初衷。“做事是要想后路的，你把它建起来，就要想着让它活下去，要问能不能让它活1000年。”聚落的定位给了樊建川通过10年20年来慢慢扩大的时间和空间，同时相应配套设施，如酒店、餐厅、商店等的发展到位，使得博物馆可以依靠旅游商业地产的模式来养活自己。

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上，博物馆聚落的形态就能够具体化。樊建川没有选择修大房子，而是将抗战、红色年代和民俗三大系列分拆成24个陈列馆陈列，而每间馆设计的参观时间为40分钟，以保证观众的新鲜感。“就像小时候一节课的长度。”而且他还把24个馆穿插开来、重新排放位置，这使得观众从川军馆走出来就进了兵器馆，再一转身又进了三寸金莲馆。“其实这是生活常识，我们读书的时候，课程安排都是分开的，数学完了是语文，没有一个学期全讲化学的。为什么分开上课？就是转移兴趣。”在樊建川看来，这种设计可以让观众一直保持新鲜感，不至于太过疲惫。

建川博物馆聚落占地达到500亩，这是一般省立博物馆占地面积的10倍以上。樊建川依照这个面积考察了北京、上海、重庆多个地方，却没有地方政府同意给他土地，因为没有人相信建博物馆会需要500亩地，都认为他是借着博物馆圈地搞房地产开发。最后只有大邑县相信了樊建川，2003年除了拍下安仁镇的500亩土地，他还出资5000万元收购了安仁镇十几个老公馆。后来，落户安仁镇被樊建川看作一种“天意”。这个始建于唐代的历史文化名镇是抗战名将刘湘的家乡，镇上更为出名的则是“阶级斗争”中的反面典型——刘湘的叔叔刘文彩的庄园，这与博物馆的抗战、红色年代主题都颇为吻合。

博物馆的长期生存能力是樊建川最为担忧的事，在最初的建筑设计上他就提出严格的要求。“不能安空调，一定要自然采光、自然通风。”每平方米的建筑成本被要求控制在两三千元。樊建川的小账本算得很清楚，空调每个馆都开的话，一天电费就要几万块。“一天多2万，一年成本就是600多万元。可是现在我们几十个馆，一天的日常支出总共才10万块。”除了请来徐尚志、彭一刚、程泰宁等多位建筑设计大师担纲展馆的设计，樊建川还请了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师矶崎新来担纲设计侵华日军馆。矶崎新也因此受到日本右翼的信件威胁。“矶崎新曾对我说，你不给钱我也做。他的理由是：从前，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今后若要有好的未来需要从理解开始。理解来自沟通，博物馆是沉默的沟通使者，他的设计也是沟通。”

樊建川还创造了一项奇迹：全世界还没有人用9个月建成5个博物馆。为了赶在200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这天开馆，樊建川被推上了冲刺跑道。因为虽然2004年4月开始挖地撬土，但是由于土地批文的中途延误，真正大规模开工时已经是2004年11月了。当时每个馆的工地上都立着倒计时的木牌，樊建川经常晚上就睡在工地上，垫上几张建材包装用的纸板打上两三个小时的盹儿。博物馆光陈列一般都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樊建川感慨当时也是“无知者无畏”。“天天在建筑工地上骂人，这边装电梯，那边装玻璃，顶还没有封，就开始布展柜，8月15日开馆，三天前都觉得不行，就是这么拼出来的。”

在樊建川看来，民营博物馆要想生存，不是做一流，而是一定要做“第一”。虽然“第一”依赖于文物的数量和质量，但毕竟酒香也怕巷子深。2005年12月27日正式开馆的当晚，樊建川专门开大会讲营销。因为在8月15日还没有等到批文就“预展”的情况下，博物馆的宣传受到限制，最惨的一天，一张门票都没有卖出去。

“要很现实，理想才是终极目标。”除了积极走出去做“建川博物馆聚落旅游项目推介会”，樊建川还到各地去演讲，讲文物，讲历史，讲博物馆，来增加博物馆的知名度。为了建博物馆，樊建川卖掉了成都的办公楼，卖掉了加油站，卖掉了铺面，几乎把十几年做房地产赚的钱都投进去了。10亿元投资，光利息一年就是七千万元。“10年前我在中国财富榜上就是200多名，如果我像做博物馆这么玩命，名次肯定在这个基础上会保持或进步。但是财富的成功对我来说一点都没有吸引力。”
他明白投资再也收不回来，只指望着博物馆能够维持生计，养活500多名员工。500人里有150名左右是安保人员，其他主要是保洁和水电工，管理层只有十几个人。这些人散落在500亩的空间里仍然比较紧张。博物馆毕竟是特殊行业，樊建川也曾想请深圳的一家公司来管理。“他们的报价我们实在承受不了，所以就自己摸索，10年间也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2008年，建川博物馆聚落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他还在博物馆里辟了间卖字的画室。“不分尺寸，一幅字1万元。”这项生意不错，他已经卖了十几幅字，而所有收入和他卖自己唱碟的收入都直接进财务账，用于发工资和交水电费。樊建川唯一有点不满的是，自己卖50元的唱碟居然在上海有了盗版，“而且只卖5块钱”。

给别人建博物馆这是樊建川没有想到的一个方向，长远看来却可能成为博物馆一笔很大的收入来源。“我给别人做策划、做陈列、做管理，还可以提供所需文物。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个人懂文物、懂建筑、懂艺术、懂布展、懂管理，还要懂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我不敢说绝后，但应该算是空前吧。”这是个可以清楚看到的前景，现在四川、山东、天津多地的博物馆都已经邀请他们去做策划。成为中国最大最好的博物馆提供商成为樊建川看到的希望。“办博物馆就能谋生，做喜欢的工作同时又能生存，这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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