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奴”樊建川的一百座博物馆之梦
0条评论 2013-08-08 09:29:24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贾子建 

樊建川在飞虎奇兵馆展出了他收藏的众多有关“飞虎队”的文物

樊建川在飞虎奇兵馆展出了他收藏的众多有关“飞虎队”的文物

收藏癖

樊建川的时间表里没有周末和假日,年初制定的计划到年尾总会发现被临时加入了更多内容。他从博物馆建立就没和家人在一起过过春节,每年都是和博物馆里的安保人员一起过。周末了,妻子有时会带女儿和外孙女到博物馆来和他小聚。樊建川从不觉得自己特别有才华,但他充分肯定自己的勤快。“毕竟事情还是靠一件件干出来的。”收藏和博物馆几乎是樊建川生活的全部。“我比一般人喜悦的是,做这个工作是我爱的事,所以就等于天天在玩,不觉得特别累。”

博物馆的成功首先基于樊建川几十年文物收藏的成绩,而新的工作也并没有影响他对收藏持续的痴迷和亢奋。他最早的藏品是自己四五岁上幼儿园时的一张成绩单。“我觉得人是有个体差异性的,我可能就有收藏癖,看到旧物就总想搞明白是谁在用,背后有什么故事。”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樊建川的证书、照片和从高中起开始记的日记都被他保存下来,40多年坚持记的日记没有一天落下。他对过去、对回忆的执著确实有别于常人。

明确的收藏意识源自“文革”时期,樊建川最初的目的只是想知道父亲为什么被批斗。父亲樊忠义14岁就从山西老家出来当兵,1940年他加入阎锡山的晋绥军参加抗日,3年后在掩护战友撤退时被俘,然后在伪军的矿井护卫队当了一阵子兵,直到1944年被八路军俘虏后参加了革命。“文革”时期,樊忠义已经在宜宾县担任民政局局长。樊建川回忆,自己后来热衷于修建正面战场馆和不屈战俘馆,很大程度是受父亲经历的影响。“我父亲说,我的那么多哥哥出门,也许当八路军,也许当晋绥军,也许参加民团。我们在战场上打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把自己的兄弟打死了。”“文革”时,樊建川的任务则是偷偷帮父亲收集传单、小报,抄录和父亲有关的大字报内容,再拿回去给父亲看。

别人的收藏多是风花雪月、才子佳人,樊建川却总是爱那些“火爆”的、粗粝的东西。他收藏了很多“文革”遗书,其中一份上世纪70年代的遗书,上面还有很多黄色的痕迹。樊建川看完了才发现那是尸水的痕迹。“遗书放进衣服口袋后把自己挂起来,‘革委会’很多天后才找到,尸体已经腐烂了。”20余年里,他还捡了2万余本日记。“我是想保留一些历史的细节,我想,对我们国家、对我们社会肯定是有用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樊建川的收藏来源局限于废品收购站和垃圾堆,寻宝似的发现一尊残缺的毛主席石膏像或者烂了洞的印有“文革”语录的脸盆。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全民大搬家,樊建川的收藏进入快速增长时期。日记、宣传画,每次他赶场都能买上两三捆,而这些“文革”文物在当时是被收藏界人士认为不入流的。樊建川有一阵专门收集“文革”镜子。他找了小皮卡拉了很多新镜子到村子里去,车上还放着大喇叭广播:“乡亲们,好消息,现在四川有个特傻的傻瓜,准备用新镜子换你们的老镜子,还给补点钱。”一下子,他就收到了5万面镜子。收藏市场搞活以后,樊建川的藏品开始呈几何数字增长。“过去收到1000张烟标可能花了10年,但是有市场后,不费吹灰之力就收到一两万张。”

樊建川有自己收藏的三条标准:一是对记载历史有意义的,二是特别容易被人遗忘的,三是标志性、反映社会变迁的。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他第一时间跑到商店买了一箱奶粉。温州动车相撞事故后,他又去现场收集了一集装箱的残骸。“明天,今天就会成为历史,你选择性地、系统地收集它、说明它,它就会焕发出意义。这种意义除了它本身的意义,还有你挖掘出的意义。我现在特别注重收集有毒的食品,比如粉条。当你收集一件时并不觉得有什么,但当你收到1000件时,这个社会的毛病你就看得很清楚了。”

收藏抗战文物则是源于樊建川的军人情结,父亲和岳父都是抗日战士,他自己也有11年的兵龄,这使得他对战争有一种天生的关注。但是真正点燃樊建川收藏激情的是电影《血战台儿庄》。川军师长王铭章中弹负伤、杀身成仁的形象让樊建川震撼。“于是我开始收集川军资料,阅读、研究川军抗战史,一串数字让我震惊。以前东一件西一件地收藏是一种爱好,后来我利用全国建立起来的网络收集变成了责任。所以只要有值得收藏的抗战文物,我会在第一时间前往。”

2000年,日本老兵东史郎在日记里详细记载了他的分队长桥本光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虐杀中国人的情况,却被桥本光治以“不实”、“毁损名誉”为由告上法庭,说根本不存在东史郎所说的杀中国人的那个池塘。而樊建川第一时间从藏品中找出了民国时期的《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这幅图就证明了东史郎日记中记载的池塘确实存在。2004年,樊建川还收集到一套七本的日军日记,它从一个士兵的视角记录了从1937年8月参加侵华战争到1940年3月回国的内容,这套《荻岛静夫日记》是目前国内存在的侵华日军最完整详细的战地日记。

手写资料二三十吨、书信三四十万封、日记一万五到两万本、像章上百万枚……800余万件藏品,每件藏品都是樊建川亲自经手,其中经鉴定的国家一级文物有153件。丰富的藏品能够在博物馆中展示的还不过百分之一。让樊建川现在最困扰的就是文物太多,库房没法登记。库房登记最多的一年是20多万件,可是樊建川持续着一年2000万元左右的购买力,最多的时候全国一年要发往成都200多个集装箱。“到死都登记不完,总有一天我不买了,加上资金充裕一点,再加一点人手,登记的速度会快一点。”张艺谋、冯小刚、陆川拍电影都到他这里寻求道具上的帮助。韩三平看了他的库房,恨不得挂上“中影道具库”的牌子。为了这些文物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年“建川研究院”就会挂牌成立,秦晖、吴思都将被邀请作为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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