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樊建川再次赴北京举办抗战文物展，他带来了51件国家一级文物

最好的时代

樊建川钦佩王铭章，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几米高的字，上面是王铭章临死前的遗言：“你们快撤，老子死在这里很愉快！”樊建川总觉得自己和王铭章有种身份上的亲切感：都是川人，都是军人，也都是有钱人。十几年前，樊建川在成都经营房地产做得风生水起之时，身边的朋友都劝他移民国外，还带他一起去加拿大考察。“我真的去办移民加拿大的手续了，最后又后悔了，还损失了几千加币的手续费。”为什么不走，樊建川也说不清楚，“就是不想走了”，虽然他也知道几亿的身家在国外怎么过都舒服，“但我就是要死了把文物都捐给国家”。他随后就写下了王铭章的这句遗言。

樊建川说自己的血脉里流淌的始终是传自父亲的行伍精神。“打仗哪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冒险使得他的半生经历也称得上跌宕起伏。1975年，高中毕业的樊建川到宜宾县日成公社当知青。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拼命劳动却饿昏在田里两次。为了改变命运，原本近视眼的樊建川毛遂自荐去当“替补兵”，这一下就在冬天零下四十几摄氏度的内蒙古要塞驻守了两年半。“劳动量非常非常大。我干得吐血，写信给父亲，我父亲给我寄了云南白药，叫我去买瓶酒，吃点云南白药。”

为了能够回到城市，樊建川又重新复习高考资料，备考军校，全军七八十人报考，却只招一个人。“每次选择也会害怕，但是结果打了才知道，肯定要去拼，最后走过来也许还有一点运气的成分。”樊建川如愿考上了西安政治学院，并在毕业后进入重庆三医大教书，这一教又是8年。

樊建川是个不能容忍平庸生活的人，他对博物馆创造性和“第一”的追求其实在人生的前段就已经体现出来。让人艳羡的大学教师身份他不能满意，因为这是一个平淡得可以看清楚自己如何老去的职业，而在调任地方、眼看就要升任宜宾市市长之际，他又毅然从常务副市长的位置上辞职，这也是源于价值创造上的不满足。“公务员系统是一台机器，你最多只是个零件。想要做的事如果是100，能做到10至15就已经不错。而我现在想的是100，甚至能做出150的效果。最明显的是我们的壮士广场，我开始并没想到它会有那么好的效果。”

1993年，辞职下海的樊建川误打误撞地进了房地产行业，最初他在一家成都的港资房地产企业做办公室主任。一年后，就和几个朋友凑了100多万元起步，办起“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从银行贷了1000多万元开始买地修房子。到2001年七八年的时间，樊建川已经把企业做进了四川省行业的前十名。而对于他来说，这种成功只是意味着他终于有足够的钱来大量收藏文物了。

从知青、军人、教师、官员、房地产商到博物馆馆长，樊建川每一个身份的变化都有着浓厚的时代痕迹。他说他庆幸生在这个时代。“共产党执政这60年是最波澜壮阔的60年，取得了最大的发展，教训也最为深刻。我可以一个人投资、一个人收藏、一个人设计建造博物馆，并不是我有多厉害，应该感谢的是这个时代。同样是我，在我生命力最旺盛也就是当知青的时候，我一个人拼命劳动养活不了自己；同样是我，现在我可以养活自己，还可以做这么多事，这就是时代的力量。”

樊建川也收藏绣花鞋、金丝楠木家具这样风花雪月的藏品，但更关注粗粝的历史记忆。“做的人太多的东西，你就没有必要去做。”在他的概念里，一个社会里总要有一部分人做社会的脊梁。“13亿人里有95%的人享受生活，这没有问题，只要是自己劳动所得。但总有一部分人是奉献更多的，比如那些守唐古拉山口、守海上孤岛的士兵。我也守过两年半的边疆，今天有人帮我守，我才能过舒服日子。13亿人里，有人是几年里为社会多做点事，有人在一辈子为社会多做事。”

与藏品的历史对话中，樊建川感慨着民族“善于遗忘”的特性。“好处是伤口容易愈合，弊病是如果不明白教训，就还会再次发生悲剧。”博物馆的作用现在也已超出了他“为了和平，收藏战争”的初衷。这几天最让他振奋的是民政部发出通知，及时将符合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医疗救助、临时生活救助以及社会福利保障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保障范围。借助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让符合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孤寡对象优先优惠进入敬老院、福利院。“我们10年前建的正面抗战馆一定是起了作用的，它是认识的基础，每年都会有上百万人来看，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呼吁。其实救援老兵，就是救赎我们自己。”

【编辑：徐瀹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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