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奖一定想得银奖

王：你以后画的画会不会变得更直接一些？走得更远？

何：有可能，但我肯定不会画抽象画。我还是要借助于某种形象，因为我对形象还是入迷的，尤其是女性的形象，我还是很着迷，而且我觉得她们有一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我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完全表现出来，所以我的目标还在前头，我还要画下去。

我从90年代《迷楼》开始到《后窗》，这两个阶段比较接近的，都是和中国文化有关，《后窗》引进了春宫画那种色情的因素。再往后画“庭院方案”，也有暗含的中国庭院色情的窥视的东西在里面，因为中国庭院的设计包含了很多窥视的因素。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趣。再往下来这些东西消失了，我又开始画人，直接画人体，它有色情的因素，不是通过隐秘式的东西表现而是直接表现了。这好像又回到了我最初80年代那种画的方式，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诗意的直接表现了，现在落实到技术上了。我对现在自己的技术很满意，而且还在进步，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个人的特质，我在学画前画的就有很多笔意的东西在里头，我一直讲究笔意的，而且我的手很敏感，那种敏感到《带阁楼的房子》时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地步了，画这么大个头眼睛还能画出高光来。现在，我要把敏感发展到极致，所以“直接性”还会继续下去。

王：题材方面会不会也有变化？

何：肯定有变化，可能风景更广泛。但我想象中的一个底线不会超越，我肯定不会画政治波普，因为我对直接政治性的表现非常不喜欢，有种抗拒在里面。我不是说政治波普不好，客观地说它们非常重要，比我更重要，它们对中国美术史的转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把过去完全推翻了。在中国这么一种体制下，这种冷嘲的方式具有这么一种功能。而我，却是特别愿意当边缘的人。我不喜欢处在风口浪尖，那样我的空间就更大。我原来经常说得奖的话我一定想得银奖，不想得金奖，因为在中国金奖一定是和政治有关的东西，那个领域是我不愿意涉足的。我也不想得到至高无上的东西，一定要留有余地，可能我比较中庸吧。

“一个审美的人还是很幸运的”

王：你还有个说法，说自己是个顽固的手艺者，这怎么理解？

何：一开始学画，我喜欢的就不是内容，而是技巧。一开始我就爱画肖像，因为我觉得人是最复杂的东西，比风景什么的都复杂。我在画《带阁楼的房子》的时候，有刻意模仿几位我喜欢的俄罗斯的画家，我觉得他们那种技巧非常高，当时都是看印刷品了，我一直对技巧特别关注。中国现在的画家分几种类型，一种是观念的，他提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可以由别人帮他实现。但我是另外一类，必须是自己一笔一笔手工画出来，根本不可能请人帮忙，连请人做底色都不可能，现在很多画家雇枪手，但是我决不会。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就是一个手艺者。不是因为谦虚一下故意做个另类的说法，实际上我就是关注技巧本身。而且我觉得我的手艺还没有到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王：你在审美上这么挑剔，归根结底还是唯美的表现，只不过方式和别人不一样。

何：没错，我承认这一点。

王：是贯穿一生的。

何：我是一个审美的人。为什么知青生活对别人来说是苦难的、不堪回首的，但对我来说，我认为那是我这辈子最愉快最重要的时期？因为我天生是一个审美的人，艰苦的劳动、艰苦的自然环境、荒凉的环境在我看来是非常美的，我用一种狂喜去感受它，想跟它融为一体。比方说，躺在山坡上看天上的繁星，一点谈不上物质生活，因为我是从审美的角度进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活不但是可以忍受的，而且是必须去加以享受的，这不是我给自己贴金或是什么，这是非常真实的。现在让我再活一辈子，我仍然要去当知青，当然现在要我下乡是不可能的，现在很娇气了，受不了了。当时主要是因为年轻，体力上也受得了，当然主要是审美，我直接进入自然环境的审美里去了，我就迷上它，它对我80年代的画产生直接影响，且整整影响了我10年，且确立了我在美术史上的地位，这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审美的人，所以我觉得当一个审美的人还是很幸运的。

王：你说的这些唯美优雅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它是空缺的，于是你就把那些被理想化的东西放到艺术中。

何：对，也是一种审美，一种进入我血液里的东西。所以我连俄罗斯都不去，很多人说你那么神往的精神故乡你不去，我说正因为是精神故乡所以我不去，我去了就不是精神故乡了，肯定会让我大失所望的。我一个朋友去俄罗斯在火车上就被抢了，出一回这样的事，你还能把它当精神故乡吗？可能不行了。所以我反而不去，就让它成为一个精神故乡永远存在在那里。我觉得我是内外统一的，艺术和生活是分开的，画也不一定如其人，不管画什么东西，包括邪恶的东西也好，我认为艺术始终还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境界，这也是我不去画政治波普的原因。

2006年8月

注：选自《南方周末》2006年8月稿，记者：王寅。

——《静谧中的幽思——何多苓艺术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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