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艺术家提诺·赛格尔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

右：常青画廊邱志杰个展“坏笑”展览现场。

旅居巴黎三十年、已年过六旬的王克平在展览前的座谈会上“吐苦水”，在家乡北京的第一个个展对他来说显得有些姗姗来迟：“尤伦斯前两任馆长都是法国的，也知道这么好的艺术家，为什么没人邀请我回来？”对于这个半开玩笑、半兴师问罪的问题，一旁的田霏宇只能笑而不语——也许作为美国人，对于法国人的“内部事务”不便妄加评论。

是啊，为什么呢？展厅里王克平的作品静静的陈列着，没错，静静的，它们以一种与“当代”不相干的质朴姿态，静静的“打量”着观众；这几乎营造了有效反思艺术史的一刻，尤伦斯与“星星画会”的联接所能摊开的众多历史面相与个体纠葛，似乎都可在这种短兵相接式的遭遇中加以窥视与检醒。

无论是王克平所强调的与材料的磨合，或者对“手感”的重视，以及其作品中所直接体现的古典的现代性强度，这些恍如隔世的艺术观点都直接、强硬的呈现在那里，仿佛使得展厅带有一种博物馆式的庄严气氛：展示就是要给予历史一种可视性，一种被重新发现并重新上工的场景。

王克平是圈子的边缘人，如今被邀请到尤伦斯做回顾，这本身就像一场边缘与主流、“过去”与“当代”之间联姻的悲喜剧；用王自己的话来说，他本以为自己的作品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了——这个颇有意味的用词既表达了庆幸之感，自我放逐之后归来的放达，同时也指向了对于业已成为“官方”艺术的当代艺术的不信任与“埋怨”。对于王来说，“当代”也许只是对注意力与资源的占据，是与时代迅疾同步的欲望，而非艺术本身，而“重见天日”，恰恰应该说成拨云见日、拨乱反正。然而现实可能故我，就好似即使很多王克平的艺术家朋友们纷纷到场祝贺，即使他们中不少人已是年逾花甲的艺术大家，但依然无法成为当天大家心目中的主角。

左：汉学家白夏(Jean-Philippe Béja)与艺术家王克平；右：艺术家邱志杰及友人.

如果说王克平代表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前辈的话，最近刚被“封为”G8成员的邱志杰可谓名副其实的“中坚”力量。中坚与前辈的最大不同，也许正是中坚根本没有时间去组织回顾，发牢骚，或者借展览开幕见见老朋友——因为处于正在发生的时间的中心，中坚永远都在制作新作品，都在生产时代的核心价值，以及结识自己源源不断增加的仰慕者。最近被形容为“报复性创作”的邱志杰确实展现出令人侧目的创作精力，这种势头从去年的上海双年展开始便一直延续到现在，通过不断的个展以及对各种“地图”持续发明与实现，他已将“总体艺术”扩展到了他于国美的试验田外，径自要占领从知识生产到市场的所有平面。野心和能量，是中坚们必备的素质，他们难以享受心远地偏的惬意，抑或释出掏心掏肺的真诚，唯有不断把握与创造局面，才是他们心之所系、责任所在。

有人看着邱拓印的新画直言“越玩越潇洒了”，但也有人觉得关于禁书的主题以及形式都过于政治正确，稍显创造乏力，有人则断言《笑之书》中关于《玫瑰之名》与亚里士多德的典故均属艺术家自己杜撰——当然并非贬义。而对于现场热烈的玩闹气氛，狂欢节般的化妆派对，则一定是虚无主义的。邱老师带着猪脸面具，和大家打成一片，接受各种微信的邀请以及众多女生的生硬寒暄与合影要求。面对比出“YES”手势的粉丝，邱老师的笑脸相迎是否依然是“坏笑”，还是在享受作为中坚的幸福感？

左：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副馆长尤洋，盖伊·尤伦斯，WANWANLEI Projects创始人晚晚；右：艺术家袁运生与季云飞.

而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得主无疑是当天代表着“标准”、“典范”的当代艺术的不二人选。不同于“前辈”与“中坚”，“当代”为所有人都提供了交流的情景，且尽力将语境排干，以获取某种纯粹、普世以及可彼此分享的经验性共存。为了领教这些虽已耳熟能详却无缘亲身体验的作品，提诺·赛格尔所占据的尤伦斯最大展厅外等待入场的观众大排长龙。策展人与志愿者都略显焦虑，对于作品的每一个环节，诸如入口处每次放人的数量，观众行走的路线，志愿者的现场反应，都极其谨慎的加以控制。当然，也确有搅局者，某艺术家完全无视“游戏规则”，擅自穿越了整个场地，最后被发回重“玩”。

然而真正有趣的却是体验之后的反响。艺术家的反应大相径庭，有人大谈有趣，获得弥足珍贵的感性经验；有人则反思“什么是进步”在中国语境下的宽泛，模糊了作品原有的重点指涉；另有人讨论汉语语义系统下实现“对话”的困难，影响了作品的效果；甚至有人大谈该作品的“法西斯性”：“完全是洗脑……‘黑屋子’里留下的那一点儿光，就是很强烈的对注意力与心灵的控制……”总之不一而足，毁誉参半，然而至少每个人都有谈论的欲望。情景建构与非物质，似乎是提诺·赛格尔的关键词，然而“建构”与“非”这些充满艺术家介入与创造力的限定，在伴随这个项目的持续流转中，越来越具备某种确定的效果与边界，越来越依赖于机构化经济学，以及观众对之“无私”的配合与“大方”的主动体验。换句话说，提诺·赛格尔方法论自身的活力正在衰弱；他所强调的“人类微不足道的生产，其结果是很重要的”，正因为那些“微不足道”的事物逐渐变得过于具有表现力与张力，进而显得“重大”与“物质化”，从而使其结果偏离了最初抽象、含混的“邂逅”所能释放的巨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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