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何工

曾游艺于多个国家之间，如今仍行走在各个地方，3月初回来，4月20日过去美国，五一长假之后又回来，在他的身上，也许你很难找得到地域的归属感，他把自己定义为“行者”。艺术家何工，1955年出生于重庆，现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年考入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1985年获四川美术学院硕士学位，期间以油画《旧事依稀》等作品表现出对人物的思想活动的关注。1986年后赴美国和加拿大学习，并在多所大学作访问艺术家和客座教授，并广泛参加国际学术研讨和创作活动。在研究西方后现代艺术思潮的过程中，进行绘画和装置与观念艺术实践。

2014年4月12日，展览《何工与我的朋友们》在千高原艺术空间正式开幕，99艺术网在展览开幕前夕，与这位“行者”艺术家进行了一次对话，试图从艺术家本人处，获得一些关于他抽象艺术风格的答案。

画画是一场针对自己的“战争”

何工的作品给予观者最直观的感受是有着厚重的肌理，为了制造足够结实的肌理效果，何工在亚麻布底上，用胶、丙烯颜料将一层一层的亚麻布粘上去，有的用小块粘得很好，有的用布条混合成颜料，把它组成厚的基础，再在上面进行创作。其最新展览《何工与我的朋友们》要展出的作品便是如此，为了要更好地呈现这次展览，何工做了大量的准备，藏区的牦牛粪砖便是其中之一，我们对于何工的认识很多时候是通过他的大尺幅抽象作品而来，充满视觉张力，但装置作品并不多见，对于此次装置作品的创作他表示：“纸面画也开始得很早，这个展览就是最近两三年的一些综合性的作品。”何工最新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是充满力量，看似粗糙但却很有张力，这主要源于其对绘画本体语言如何突破的不断思考：“我并不是想在一般意义上的材料上面做文章，那个有些太工艺了，我希望这样的厚度能够延续一种表现主义艺术应该有的力量。”

艺术家的思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画面的形成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的，2012年，何工在成都当代美术馆做了《无线的身体——何工近作展》。在那个展览上，一些跟社会相关的批判性的观念比较突出，这样的关联色彩在这次的展览里还有延续，但是，在作品的视觉语言上，这一次走得更极致一些。其实，何工是一位对自己有很高要求的人，绘画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场针对自己的战争，是澎湃的激情、身体的投入、各种材料的参与、忘我的状态，这个过程是唯一让他拥有幸福感的。但是往往自己又并不太满意即时的创作，因此又不断地重复，最后就是越画越脏，越画越厚，这是他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

在他的艺术判断里，绘画本身就是一个行动的过程，虽然他的作品看似粗糙厚重，但他想追求的是明亮、简单这些最基本的因素，而这些也是艺术最难达到的：“实际上最后我想追求的效果并不是复杂，而是相对的明亮、简单。”其实何工一直想做一个简单的人，所谓大道至简，这点是最难的，所以他在不断的抗争，至于艺术也是如此，不需要太多其他的东西，艺术最重要的是反应社会现实：“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基本的东西不是策略、不是规划、不是程式化的图式的安排，做符号的专属性，而应该是很个人、本真的对自己周遭和外界语境的一种理解的反映。”

艺术家何工在工作室

成都高地：不与权贵合作，不投靠资本

早就听闻成都有一个文化艺术重地——高地，那儿的气氛美到让人窒息，最初找到这片圣土的就是艺术家何工。在高地，何工有一个巨大的工作室，其中一间是供他休憩的书房，这个午休室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画册，书几，有一个长条桌，也可以上网，推开窗就是一片大荷塘，门口有一个大广场，可以在户外做装置和画大画，荷塘有一个天桥，上面有一个小露台，偶尔也会在那儿画一些需要在室外干得很快的，或者气味比较重的东西。“这是我整个创作状态，但是我只能说我不断地在这样做，我并不是一个从创作里头得到太多快乐和满足的人。”

之所以会找到高地做工作室，何工给出的答案只是想找一个不要被墙围起来的，不要天天看见俗人的，不需要那么客套地去应酬的一个简单的地方。“高地几年下来对我自己是一个教育，我觉得艺术家可以自在、自为，林肯曾经说过一句话：“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You cannot escap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omorrow by evading it today.”一百年下来从孙中山起就试图把它用中文翻译得很准，但至今都没能准确地翻译，我就借用林肯的这句话，我希望高地是一个艺术聚落，他是by the artists，of the artists，for the artists。”高地最初由何工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工作室，后来它变成一个其自我教育和认识的一次机会，何工希望，今天再继续做它，至少有这样的象征，就是不与权贵合作，不投靠资本，艺术家在低成本的情况下不赏识自由的有尊严的做自己艺术的一种理念。至于其结果如何，何工并未给出任何预期。

“我不是一个制作型的艺术家，我不是一个生产产品的工匠，当然我需要非常努力的劳动的投入，但是我的情绪、我的创作状态作为一个表现主义艺术家是始终在高峰和低谷间跌宕的。”从思维上何工是一个超级理性的人，在艺术上他又是一个非常本色的人，“我做不到像上班族那样的朝九晚五的创作。”何工是住在工作室里的，他的大部分教学也是在工作室里完成的。“我给学生极大的自由度和个人的空间。”何工会跟学生有一些约定的工作计划，只要在进行过程中没有遇到大的问题，他们不会来找何工，当然，这位导师也不会去影响他们的自由创作。“我想大概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我应该要么在创作，要么在做跟创作相关的事情。”

“作为艺术家，我特别幸运”

上世纪八十年代，何工的写实性创作在国内初露端倪，1986年他赴美国念书，那个时候是艺术终结、绘画死亡观念很流行的时期。“87年夏天在纽约看的惠特尼双年展，那种波普艺术，对传统的消解，对标准的解构，令我很震撼。”也是在那个时候，像基弗尔这样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家用自己的作品直接地去面对自己民族经验的那些黑暗历史的东西，这些让何工感到十分触动。“我觉得在那样的一种更国际化的语境下，我看到了很多跟我的气质、内心更接近的东西。”过去在国内画写实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现实语境没有提供更多的参照系，只是在那样一个具象的氛围里头试图去走超写实的路，当他到了一个更加宽阔的天地以后，他才真正知道什么离他的心最近。“当然还是明确的有具象的这种因素在我的作品里，因为具象本身所包围的叙事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实际上，何工的艺术创作、艺术作品、经验不是表层的图式的、符号的，或者技术语言的。而是基于他的经验，是在后殖民写作的语境下思考的文化冲突问题。回到国内以后，何工是在中国这种权贵资本语境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的问题。而在一些中国艺术家作品里，我们看不到态度，当然更看不到立场。“我所呈现的所有的外在形式我认为都是基于我的美学观点和这些美学观点背后的价值观点来产生的。这样说可能很抽象，但我也只能这样说。”

“我作为一个个体在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生命冲动的个体，而是一个有警觉眼光看待当下的个体，在作品里其实所出现的这种形象多多少少是一个象征性的自画像的形象。”他保持了一种警觉，一种不合作，一种始终游艺主流时髦制度权利的对立面的诉求。“我想就市场角度来讲，也许看上去我并不是那么幸运，但是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来讲，我特别幸运，我生活在我的艺术里，我也通过我的艺术来表达我的反庸俗立场。”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没有归宿的

欧洲、北美、南美，何工最大的兴趣就是不断地游艺于各种文化、各种地域之间。他并不追求那种所谓的归去来兮，在何工的艺术观当中，“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没处可回的，是没有归宿的。”生命这么长，快六十年了，趣事很多，只言片语也讲不完，但是那些经验当中自己的体味是非常的一种收获。“我也正在写一本书，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能一生都在路上，我会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去看待我所走过的、经历过的这些东西，希望在最近这一年多能把它完成。当然其实个人在里头变得不重要，我也是想通过这样的经验来反射我们共同经历了什么。”

对于接下来的创作计划，何工表示：“近期的实验从大概方向上是对我自己有启发的，虽然我现在还不满意，我总是跃跃欲试，心情澎湃地期待着我的下一批实验的过程，今年除了一些群展之外还有会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呆一段时间，在那儿我会在一种陌生环境下面实验更为极端的绘画的方法，并且希望在方向上走得更远或者是走到天黑。”

编辑：陈伟静